那是2003年3月14日下午，罗永赋、熊洪潘等5位同志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赵福超接待了习水的客人。我应赵福超之约，和罗永赋、熊洪潘等在一起，商讨在土城建“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事。
当天晚饭后，罗永赋、熊洪潘等来到我家中，我建议他们先要搞一个“红军四渡赤水陈列大纲”。那时候我还住在杨柳街纪念馆的老宿舍，罗永赋当时是土城镇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罗永赋，熊洪潘和我以前就熟悉。在我家，罗永赋说想在土城建一个四渡赤水纪念馆，我当即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习水要建“四渡赤水纪念馆”。
八十年代的土城
罗永赋跟我说，只是有这个想法，他一点基础都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准备，熊洪潘我倒是见过很多次了，罗永赋是第一次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位非常诚恳的同志，既然他有这个想法，我当然支持呀，从事纪念馆工作多年，我主张纪念馆越多越好，越专业化越好，因为每个馆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没出过国，但我从报纸等资料知道西方国家有很多大大小小专业的博物馆，一个产品，可以建一个博物馆，比如钟表博物馆、啤酒博物馆等。一位名人，也可以建一个纪念馆，比如萧伯纳纪念馆，它们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当然与国家体制、方针政策有关。我们国内很多馆，但一个馆囊括了很多内容，不太“专”。我主张应该是要有若干个小的、专业的博物馆，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文化传承的博物馆群。
原四渡赤水纪念馆
我就很赞成在土城建四渡赤水纪念馆，我们遵义会议纪念馆重点展示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转败为胜的一个伟大战役，很值得研究和宣传。虽然我们馆的陈列也有介绍四渡赤水的内容，但是我们主要是突岀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就没有细讲。据我掌握的四渡赤水的资料来看，你们在土城建一个四渡赤水纪念馆很有必要的，而且土城就是一渡赤水的遗址，有遗址作依托，还有充足的资料作根据，各方面的基本条件都具备了。你们有这个想法和规划，我很支持。
土城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船帮）
但我也说，要建一个纪念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很多工作，要有馆舍，要有档案资料，要有保护范围，要有管理机构，这些没有习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肯定建不起来，仅仅靠一个镇的力量是困难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如果没有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仅靠地方是绝对建不起来的，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我的想法。
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向他们提供了几份资料。国防大学的官兵来遵义开展现地教学，送了我几份他们讲四渡赤水的讲课资料，我就送给他们了，可拿去参考。还有几份资料还是遵义军分区政委洪历伟送我的，也一并送给了他们。
今天，习水的同志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四渡赤水纪念馆已具规模，在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当初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是白手起家建起来的。当初他们一点基础都没有，不管是人员、资料、馆舍，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任何基础。一无所有，所以，习水的同志非常了不起。
四渡赤水纪念馆奠基
两年后，2005年9月22日，我随时任市委书记傅传耀、市文化局杨文铁局长一行到土城调研，当天，参观了设在土城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内的四渡赤水基本陈列。第二天，我随傅书记一行到浑溪口、蔡家沱渡口和镇上的“船帮”、“盐号”以及毛泽东住居、朱德住居、总参谋部旧址等处调研。傅书记在土城街口召开会议，研究了土城镇的保护和建设规划。会上，我讲了一点意见：土城镇是以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而出名的古镇，规划应以红色、即中央红军过土城为主，如有一个专门的红军四渡赤水陈列馆详细展示四渡赤水全过程就好了，因现在的四渡赤水陈列馆利用的是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受场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效果。
费侃如
费侃如，1937年10月生，江苏海门人。1982年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1984年任副馆长（主持工作），直至1998年12月退休。研究员。主要成果 ：专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论文《（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质疑》先后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撰写遵义会议陈列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陈列馆、红军医院纪念馆、苟坝会议陈列馆陈列大纲。四渡赤水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名誉理事、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