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渡赤水战役的情报工作

1965年，《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于8月1日在首都人民剧场成功地举行了首场演出。47年过去了，这组气势磅礴，感人肺腑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以深刻凝练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更是家喻户晓，传唱至今。正是从这首歌开始，历史学家才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正式载入红军长征史册。

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军四渡赤水新的史料不断挖掘，对这一战役的胜利，仅谈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而不谈红军情报部门的工作，是不够全面的。谈情报工作，而忽视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雄才伟略，也是研究工作不足取的。本文拟对毛泽东与四渡赤水情报工作作一初步探索，就教于同志们。

曾希圣

毛泽东1939年在一次讲话时谈起长征，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曾希圣传》序言）毛泽东说的“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就是这几十个人，在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的领导下，凭着小功率的电台收报机，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的电报，成功地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各类密码860多种，摸清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并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红军征途中“灯笼”，还是红军领导人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发挥了巨大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5年1月19日，为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习水、赤水疾进；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击溃黔军侯之柦部的抵抗，攻占土城，前锋进抵赤水县城东南地区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县城；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镇东南的回龙场地区。26日，川军潘文华两个旅队旺龙场、复兴场进行反扑，红军北进受阻。郭勋祺部两个旅由东胜场进到土城以东木栏坝地区，尾红军追击，廖泽部两个旅随郭部后跟追。面对北上赤水河受阻，尾敌紧迫的情况，中革军委认为，不击破潘文华部的堵截，红军将无法前进。要按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必须首先消除后顾之忧。于是决定乘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南岸，黔军新败的有利时机，抓住追敌突出冒进且兵力不多的有利时机(当时根据所获情报敌只有四个团。)，以红1、9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南进之敌。集中主力诱歼进至三元场地区的郭勋祺部四个团，解除后尾威胁，然后全力北上，打开渡江的道路。

青杠坡战斗遗址

1月28日拂晓，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向土城青岗坡郭勋祺部发起猛攻。战至中午，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该敌且红军伤亡也惨重。此时郭部两个旅也增援上来，原在赤水以南旺隆场地区的川军两个旅同时从西北向我侧后攻击，红军处于背水并受着川敌两面的夹击，中革军委鉴于再战不利决定撤出战斗。然而处于敌众我寡的红军，如何突出敌人包围呢？在一篇记述总部二局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的文章中写道：“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他们哭喊着：‘同志哥唉，你补我一枪吧！’。喊声撕心裂肺，催人泪湧。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二局立即在空地上架线侦收。曹祥仁、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挡中撤出，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二局起了关键作用。”（《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这里所述的土城战斗突出重围成功，是靠情报的的准确。然而，中革军委之所以决定打青岗坡之战，也是根据情报在判断敌情上出了差错，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有的研究者认为，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总部二局对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的秘码，已基本掌握其规律，但对川军所用密码，土城青岗坡战斗前还是首次接触，对译文是否完全准确可靠，不可能有绝对把握，这在密码破译工作中是情有可原的。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但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为红军突围提供了准确情报。

再现一渡赤水

红军一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开进。蒋介石也调整兵力部署，将“追剿”军编为第一、二两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为何键，以主力“围剿”红二、六军团，一部封锁黔东；第二路军总司令为龙云，前敌总指挥为薛岳，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纵队，“围剿”中央红军。川军十二个旅已沿长江布防，薛岳部和黔军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三个旅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决定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9日，中革军委进驻扎西县城，开始对部队进行缩编，10日党中央向军委纵队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正当国民党各路“追剿”军纷纷向扎西地域逼近时，红军突然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第二次渡赤水河，向战斗力薄弱的黔军驻防地挺进，一举再战桐梓城。鏖战娄山关，第二次攻占遵义城。从红军二渡赤水河敌我态势图上看，红军在扎西时已面临川、滇军的围堵，似乎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从这20天红军在十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圈中一连串的运动、作战，令人眼花缭乱，如入无人之地，不仅暂时摆脱了困境，还杀了一个回马枪，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史实不得不让人相信“用兵真如神”。然而，曹祥仁之女曹索菲根据她父亲的口述写成文章，道出了这次回师黔北的奥秘：“土城突围后博古回忆，父亲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主席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吧，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密码脑袋”》）”。显然，红军二渡赤水和遵义战役的胜利，完全是靠二局提供的准确情报。

曹祥仁

遵义战役后，情报工作又使红军免遭一次灾难。3月10日晚，中央和军委高层在苟坝决定攻打打鼓新场的敌军，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响应，因得到的情报显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黔军“双枪兵”，不是红军的对手。“然而毛泽东决定不同意。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戴镜元“毛主席说，我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不久，红军三渡赤水时，红军总部二局得到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国民党空军只要看到地面山头上铺着白布上绘有红十字的标志，即表示是国民党军自己人，就不扫射轰炸。正是这一情报，红军才得以在3月16日、17日白天大摇大摆地在茅台从容渡过赤水河。同时，二局从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文中得知，蒋介石断定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必然西进“无疑”；已急令中央军及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严令各部加紧修筑碉堡工事，紧密封锁，并加强了长江和横江防线的防守，以阻截红军北渡长江。毛泽东等领导人见三渡全军佯动奏效了，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不断向川南、黔西北推进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作好了四渡赤水的准备。20日17时，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团首长坚决迅速地组织过河，特别强调“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同时，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正当蒋介石调兵纷纷向川南奔集的时候，红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与敌相对而行，再次重返黔北。自此，红军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尚未完成的包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古蔺和赤水河两岸地区。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河后，又秘密南下；蒋介石还被红军三渡赤水的佯动，骗的深信不疑，蒙在鼓里毫无察觉；直到3月下旬，才判断红军将向西南方向前进。3月30日、31日，红军主力除九军团外，全部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城下。红军威逼贵阳的同时，4月9日，主力部队几万人从贵阳、龙里间仅30公里宽的狭窄地段悄悄南下，全部通过湘黔公路向西疾进。毫无疑问，这一正确的军事部署，如果不是二局及时提供的绝对准确的情报，红军完全不可能在时间和地段上摆脱敌军围堵追截的。

综上所述，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情报工作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指挥员的正确的布置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侦察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历史已经表明，在四渡赤水战役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利用红军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以他超人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并以他非凡的勇气，运筹帷幄，用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心，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计划，将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形势。是世界战争史上流动中的弱军摆脱被动保存自己力量的典范。成为伟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本文作者写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