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时光斗转，物换星移。八十年前的四渡赤水战役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争取战略主动，在川、滇、黔边界成功实施的一次战略性运动战战役，同时也是享誉世界军事史的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辉煌之笔、神来之笔，在古今中外的战役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纪念红军四渡赤水战役70周年之际，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四渡赤水之战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化理解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一、四渡赤水战役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确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敌，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红军有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会议同时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自革命以来第一次进入中央决策层，协同周恩来指挥军事行动，从此，红军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了最重要的准备。从这个角度讲，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在党史军史上它以“三个转折点”而著称，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转折点，是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上述结论是我党根据革命的实践对遵义会议作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遵义会议的决策是否正确？毛泽东能否担当革命的重任，将革命引向胜利？这些问题曾在红军内部部分同志中间流传过。从遵义会议的选举来看，部分同志是口“服”心不“服”，对遵义会议的决策表示怀疑。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理论、政策、决策正确与否当然要靠实践来检验。检验遵义会议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固然是革命的实践；那么，检验遵义会议是否正确的第一个实践标准是什么？那当然首推四渡赤水战役。要明白这个道理，必须搞明白两个关系。

 第一，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战役的关系。我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遵义会议为四渡赤水战役的成功运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基础，没有遵义会议，中央就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也就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前途。相反，四渡赤水战役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决议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此举成功与否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意义非凡，举足轻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渡赤水战役是检验遵义会议决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从实践来看，四渡赤水战役的辉煌胜利证明了遵义会议无可辨驳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以铁的事实有力地回答了红军内部部分同志的种种疑问，为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

第二、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关系。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扎西会议，这是继遵义会议后我党又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以“历史的转折点”而名垂我党我军的历史，而扎西会议则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对遵义会议的“回音”，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占有很重的分量。因此，可以把二者比喻成为上下文的关系，没有遵义会议这上篇文章，就没有扎西会议这下篇文章。应该看到，遵义会议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样，当时当地就解决了诸多问题。实际上，遵义会议所决定的许多问题是在两个月后的扎西会议上才得以圆满解决的。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将遵义会议的内容确定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在一渡赤水后更高认识水平上的总结和提高，赋予了遵义会议内容高度的权威性。扎西会议还解决了“权力交接”的问题，使中央领导权在频繁作战的征途中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可见，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两次会议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二、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渡赤水战役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导演出来的一场光照千古、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它创造出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光辉战例，彻底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扭转了整个战局，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党，因而也是挽救中国命运的决定意义之战。四渡赤水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驾御能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高超的战略战役指挥能力和谋略水平，毛泽东本人对这次战役也非常满意，他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历史人物还原于历史事件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地分析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四渡赤水战役的成功实施确实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就此把毛泽东“神化”，将之作为“神”来对待，人为地夸大史实，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则是不妥当的。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妥善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高度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歼敌。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红军正确处理了“打”和“走”的辩证关系，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决策。在广阔的战场上采用大规模的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的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的分散，南北往返数次，东西纵横千里，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采取大踏步进退的战术，大幅度地迂回，以便造成我军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利己不利敌”的方向转化。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难怪有的同志说，四渡赤水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就把“走”和“打”有机统一起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如一渡赤水后，红军准备渡江北上，毛泽东客观分析敌我态势，放弃原来计划转军扎西，待机破敌。二渡赤水后，毛泽东预见到遵、桐一线敌人力量薄弱，便命令部队迅速攻占娄山关，攻取遵义城，取得有利地位，进而破击吴奇伟部，在娄山关和遵义地区歼敌20个团，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走”。事实证明，这一作战方案完全正确，真可谓“走的利索，打得漂亮”。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牵着敌人的鼻子，化被动为主动，也不能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战役的胜利是“边走边打出来的”，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驾驭战争的能力。

第二，重点突出一个“奇”字，做到了出奇制胜。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样的战略战术变幻莫测，无章可循，使蒋介石的部队摸不着头脑，临机一变，百无一能，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四渡赤水出奇兵”这正是歌颂红军四渡赤水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以三渡、四渡赤水为例可略见一斑，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歼灭了他的嫡系两个师后，痛哭流涕，把这视为奇耻大辱，并飞往重庆亲自督战，妄图彻底歼灭红军。红军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吸引更多敌人前来围剿，结果蒋介石方寸大乱，错误地估计我军“大方向未定”，遂命令部队向遵义地区逼近。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歼敌，毛泽东率红军经过茅台镇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蒋介石慌忙重新部署，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毛泽东率我军主力则迅速挥师东进，突然折回贵州，夜间在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迅速掉头南下，突破乌江天险，佯攻贵阳，调出滇军。接着来了一个大迂回，乘虚直插云南，示形于昆明，巧渡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三、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用兵突出一个“奇”字，既指挥了我军，又调动了敌军，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红军在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的指导下，彻底扭转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三、四渡赤水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狂妄计划，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

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对红军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川、滇、黔边境地区，让毛泽东作第二个“石达开”，让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于是，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红军。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是：东有湘军何健部4个师，南有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共8个师，西有滇军龙云、孙渡4个旅，北有潘文华12个旅，敌军累计40多万人，我军3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面对数十倍敌人这样严重的敌情，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首要问题是保存实力，求得发展，待机歼敌。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的战争情况这个实际出发，从全国的政治大局出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妥善处理好了战争局部和全局关系，处理好了“大”方向和“小”方向。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从而确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这个问题在当时红军内部有许多同志是不理解的，包括现在有的同志对这段历史也有模糊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来回周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作战行动是没有计划，没有方向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最后实行北上抗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到后来，随着四渡赤水战役的深入发展，这部分同志才豁然开朗，明白四渡赤水和抗日的关系，四渡赤水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必经阶段，北上抗日是四渡赤水的必然结果。

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已经预料到党和红军的企图，率各路大军对红军进行围剿，结果红军没有按原定计划实现自己战略意图，在长征途中就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革命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四渡赤水战役矫正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明确了革命的目标，使原来的消极行动变为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洪流，使原来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战略进军。正如毛泽东说：“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改变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从局部来看，四渡赤水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小方向，一路波折起伏。从一渡赤水的战略行动到巧渡金沙江前后历经3个多月，小方向多次变更，敌人以为我要过江而我却折回，敌人以为我要向西，而我却向东，光赤水河就来回四渡，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从全局来看，北上抗日才是大方向，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实践证明；四渡赤水战役中小方向的变更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保证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的实现。

 在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转战几千里的过程中，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40多次，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共计1.8万余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了敌人，最终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的反革命计划，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从大方向上看，四渡赤水战役已经吹响了红军抗日的号角，预示了日本的必然灭亡，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

 四、四渡赤水战役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军心，培养了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

从四渡赤水战役前的背景和过程来看，我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红军面临的任务、困难、压力是超乎人的想象的。从兵力上来看，敌人数十倍于我，红军寡不敌众；从装备来看，敌优我劣，相去甚远；从自然条件来看，红军要和艰苦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从红军内部来看，又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思想路线之争。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既要和人“斗”又要和天“斗”。总的来说，四渡赤水战役是我党我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加上局部战役的失利，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都会难免给部分红军将士以较大的心理压力，悲观主义论调在红军内部有所抬头，出现了军心不稳，士气不高，思想不统一的新问题。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不理解的情况下，红军将士身心俱疲，内部出现了消极埋怨的情绪。当时一些同志抱怨部队“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走了许多冤枉路”，有的同志走得都不愿意“走”了，也有的同志“走”不下去了。

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红军在川、滇、黔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不理解，说是红军走“弓背路”，“造成了部队疲劳”，“这样会拖垮部队”。林彪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此时，红军内部军心涣散，部队的士气不高，思想不统一，消极悲观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革命的前途。

 1935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会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凝聚军心，消除红军的内部消极情绪，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像有的资料说的那样全盘地否定历史人物是不科学的。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在思想上确实出现了与毛泽东不合拍的情形，并在局部战役上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但林彪在四渡赤水过程中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精神不是万能的，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四渡赤水战役培育了红军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是我军战斗精神的历史渊源，是我军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进一步培育我军过硬的战斗精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遵义战役为例，整个遵义战役历时5天，共击溃敌二十个团，消灭敌人2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大捷后，各军团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广大红军指战员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后两重天的变化，激动地说：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这是路线正确！党内的高层领导也达成了共识：“真理在谁手，就和谁走”。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激发了全军将士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彻底扫除了党内、军内悲观主义的论调，思想上更加统一了，部队的凝聚力更强了，战斗精神更加旺盛了，坚定了广大红军将士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这对当前我军大力培养战斗精神，提高部队打赢能力，履行新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