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以下称军委）带领红军将士共同创造的战争史奇迹。从情报视角看，四渡赤水是军委二局(以下称二局)一路进行无线电技术侦察，毛泽东和军委妙用二局情报，指挥行军作战，最终胜利突围的过程。
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中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要单位。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成功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展密”，以此为契机，建立二局。在此后的反“围剿”斗争中，二局发展壮大，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经由破译得来的情报比其他任何手段得来的情报都及时、准确。往往敌军自己尚未完成译电，二局已经把侦译的电文送到了军委首长的面前。1933年8月，军委授予局长曾希圣二等红星奖章、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三等红星奖章。至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曾、曹、邹三人已破译国民党军密码400余本。
红军长征远离根据地，行踪飘忽不定，无线电侦察几乎是唯一的情报来源。长征时二局的序列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负责破译，仅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2人；二科负责 （校） 译电，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有侦察电台6部。全局共有技术人员30余人，另有警卫、运输等辅助人员数十人。在长途行军中，侦收人员分为两个梯队，交替行军，轮班工作，破译科则紧跟敌军频繁变换的密码，不间断地向军委报告敌军动态。
巧妙利用二局情报 土城之战绝处逢生
1935年1月19日，按照遵义会议后期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放弃在黔北立足的计划，离开遵义向西进军，争取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赤化四川”。根据朱德、刘伯承等以往所了解的川军情况，选择在川南的宜宾与泸州一线渡江。因为这段江面平缓，渡口较多，敌人防守亦弱。
军委1月20日制订的《渡江作战计划》表明，总部首长清楚地掌握了敌军的动向：遵义已被黔敌占领；薛岳兵团的两个主力纵队 （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各一部正分别向仁怀、茅台追击和堵截红军；刘湘的川军正调集约3个师8个旅的兵力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永一线，企图阻止红军渡江入川。黔敌侯之担部在仁怀、茅台、土城、官店、赤水地域企图阻止红军西进。红军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渡江。
朱德、刘伯承对川军的情况都曾很熟悉，说：“川军那个部队我还不知道，好打！”其他川籍指挥员也都对入川抱乐观态度。部队即向西，迅速朝赤水、泸州推进。然而，川军已今非昔比，其作战方针、战斗力，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向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川军，在配合蒋介石防堵红军入川的问题上利益一致，表现十分积极。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采用北守（对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南攻（中央红军）的方针，调集重兵，封锁长江，决心不惜血本，在黔西北地区堵截与合围红军。川军积极出省作战的架势，为地方军阀中所罕见，与红军将领们的预判有相当差距。
1月23日，军委根据二局情报，通报各军团：薛岳的周浑元纵队已有两个师渡过乌江，后续部队在跟进中。
同日，郭勋祺的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及潘佐的独立第四旅抵达温水。红军刚离开遵义时，尾随的敌军是廖泽的川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旅不是刘湘的嫡系，追击不甚积极。郭勋祺旅及潘佐旅系刘湘新派入黔的精锐部队，由江津南下，看准红军西进路线的腰部，直插温水，企图阻击红军西进。但当他们到达时，红军大队已经通过，郭、潘两旅遂变为川军追击红军的前队。红军受到前后夹击的压力骤然加大。
26日，红一军团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两个旅，对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
27日，红三、红五军团到达土城。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形成对峙，双方发生战斗。
下午，军委到达土城。路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了地形，认为土城以东的山谷地带是个合围国民党追兵的好地方。当得悉尾追之敌是4个团时，毛泽东和军委当即命令红三、红五军团占领土城东侧有利地形，痛击尾追川军；红一军团牵制赤水之敌，为解除红军腹背受敌的困境，北上渡江创造条件。
1月27日20时，根据二局上报的敌情，军委在发出1月28日行动部署时通报：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旅、廖泽旅及穆肃中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 敌约4个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
这一敌情通报大体正确：报告尾追川军前后两个梯队的兵力为4个旅；次日（28日）可能达到的兵力为8个团。但也有不确之处：对川军各部的番号和确切兵力没有搞清。稍后得知，当日尾追的是郭 勋祺旅而非廖泽旅。郭、潘两旅为加强旅，兵力为每旅3个团，而非常规的2个团。由于西进的决策仅在行动前两三天作出，对刚从江津开来的郭勋祺旅等部的电台，尚未全面控制。
时任二局侦收员的钱昌鑫（钱江）回忆说：
我们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18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地侦察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
二局随军委到达土城后，即投入全部力量搜索并侦收郭勋祺的电台，同时开始破译郭勋祺的密码，发现郭勋祺使用的密码不仅是自编本，而且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破译工作中。三人彻夜工作，全力突击。
是夜，郭勋祺旅和潘佐旅陆续进入阵地，连夜构筑工事。
1月28日清晨5时，红三、红五军团分南北两路向青杠坡的敌军发起攻击，遭遇川军顽抗。战斗进行了三四个小时，红军方面战果未能扩展，红五军团部分阵地一度反被敌军突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二师从元厚火速回援土城。毛泽东、周恩来等到大埂上指挥，朱德、刘伯承到青杠坡前线指挥。
在红二师没有赶到的两三个小时里，青杠坡的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川军一度逼近军委指挥所前沿。在此紧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击退敌人夺回了阵地，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中央急需掌握当面敌情。周恩来、王稼祥赶到二局，对曾希圣、曹祥仁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下午1时，红二师跑步赶回土城。军委决意继续战斗，周恩来电 令各部全力消灭郭、潘两旅。2时，红军开始反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
下午两三点，二局经过昼夜紧张工作，终于破译了郭勋祺的来去本密码，发现红军周围布满敌军：东面的川军有郭勋祺、潘佐、廖泽3个旅，敌独立第三旅正在增援途中；教导师第二旅由西面向土城迂回，赤水的敌第五师2个旅及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东南方向布有薛岳的重兵。
二局侦译川军总指挥潘文华密电：“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我达（凤冈）、廖两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协同郭、潘各部，一致歼灭。匪主力全在土城一处，合围之势已成，请各友军各派小部轻装截击，必可一网打尽。”
中央收到二局的准确情报后，于下午5时左右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行军路线，西渡赤水河，突出重围。
21时许，二局再次侦获潘文华吁请各路友军加入聚歼的急电：“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命廖、郭、潘、范（子英）、达、章（安平）共6个旅及徐（国暄）支队，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
形势刻不容缓。1月29日凌晨3时，军委根据最新掌握的敌情，发出西渡赤水（一渡赤水）电令：
“（一）昨二十八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旅三个团，潘佐旅三个团，廖旅则已至鳛（习）水，穆旅尚未到，有向郭、潘两旅靠近可能。赤水方向之章旅昨日进到离葫芦垴五里处。达旅则进迫丙滩，范子英旅有由叙永开古蔺讯，刘（兆藜）旅则由泸州开大石母。”
“（二）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至此，我对敌情已全部掌握。邹毕兆在回忆文章《玻璃杯》中清楚地记录了土城战斗前后敌我态势及战斗期间破译工作的情况：
“刘湘在川南有十个旅，要实现渡江，必须消灭刘湘的若干个旅。一月二十七日，红军主力进到土城，（川军）教导师郭勋祺的第三旅从温水尾我而来，后续还有潘佐独立第四旅，稍后还有廖泽旅。于是得先消灭郭勋祺旅。由于事先二局没有侦收到郭勋祺的电报，对敌人的兵力估计不足。战斗开始时再抄收郭勋祺的电报，只好边战斗边破译郭勋祺的密码。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把密码破译出来了。二十八日整天战斗，深沟石岩，不便于迂回。郭旅虽被击退，但仍退守岩石山，且敌潘旅已加入战斗，廖旅亦在其后。二十九日继续战斗，势必有敌三个旅，而赤水、合江、古蔺的章安平旅、刘兆藜旅、达凤冈旅等三个旅必从北面合击我们。于是我军由土城向古蔺、叙永西进。”
土城战斗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二局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川军密码，军委据此及时改变了决策，抢在国民党军收紧包围圈之前撤出战斗。否则，继续与敌纠缠，后果不堪设想。
在土城战斗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曾向曾希圣下达了一个手令。对此，钱江是这样回忆的：
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
钱江这几句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的话向我们揭示，红军长征史中又一重要军事转折已悄然开始：
1935年1月28日下午，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红军被川军重创。战斗尚未结束，毛泽东根据战况和二局上报的敌情，及时、果断地作出判断：红军以疲惫之师，要攻破川军的层层防线，北渡长江，几无胜算；东去湘西是条绝路；贵州国民党军重兵屯聚，已是危地；寻机从云南渡江，有可能是红军突出重围的活路。可以推断，中央红军在土城受挫的当日，一个避开川军围堵，绕道云南渡江入川的设想正在毛泽东脑海中形成，并在一渡赤水之后就开始尝试。
一渡赤水摆脱川敌 渡江计划随情调整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摆脱正面川军，在土城渡口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向西南方的叙永、古蔺地区快速退去。
一渡赤水后，军委首先考虑绕过川军防线过长江，如果此路不通，则尝试从云南过金沙江。蒋介石、刘湘、龙云对红军的意图也都估计到了。红军还在遵义时，蒋介石就调集刘湘的川军在长江沿岸设防，并要求龙云将滇军集结于毕节，衔接川军防堵。
红军刚过赤水，龙云综合各方情报，判断红军“必由宜宾上游渡河无疑”，并提出两步截堵方案。龙云表现积极，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
2月2日，红军攻叙永未克。当日24时，军委决定野战军拟“转移到古蔺、兴文、长宁地带”，“再向西北前进”，意在绕过泸州，于宜宾一带北渡长江。
3日，二局从截获的川南总指挥部的数份电报中获悉：潘文华命郭勋祺带3个旅疾进猛追，川军另有5个旅从北面压来 ，阻止红军进入长宁、兴文、高县、珙县、筠连一带。军委意识到，突破川军前后两个梯队的堵截，从四川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准备实施从云南昭通地区渡金沙江的第二方案。
3日深夜10时，军委电令各军团，改“向西北前进”为“继续向西”，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红军各部遂急行军，超过侧击之敌，转入安全地带。
5日，军委根据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薛岳部各纵队已分路向川南开进，川军已逼近天堂坝、毛坝的严重态势，两次电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必须迅速摆脱川敌，在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休整，同时进行渡过金沙江之侦察。
对红军转进云南，西渡金沙江的方案，蒋介石和龙云已作了相当充分的部署。滇军开始向西调整部署。5日，二局又侦知，滇军主力正从毕节和昭通向红军西面的盐津、牛街扑来，西渡金沙江之路又被滇军堵死。红军不得不放弃从云南渡金沙江的第二方案。
6日凌晨1时，军委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性）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连日来，二局报告，龙云电令所部“以雄厚兵力压迫而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及永宁（河）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东面薛岳的部队虽然尚远，亦正朝红军开来。薛岳命令周浑元3个师和黔军4个团速向古蔺、叙永“蹑匪穷追，非到金沙江岸不得停止”。
钱江回忆说：
“（1月）29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叙）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前进。2月5日我们进至石厢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叙）永跟进，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又有南北夹击之势。”
情况紧急，中央只能在行军路上开会，集体正式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北上的计划。
7日，军委电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为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9日，军委在扎西县城召开扩大会议，对作战计划、方针，乃至组织和思想动员都作出了重要调整。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总览全局：各路敌军麇集而至，唯黔北敌军薄弱。他在会议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应是当前的方针，并明确指出，红军应“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
10日19时30分，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红军离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出金沙江已被敌封锁，红军应迅速向东转移。《指示》首先通报敌情：
“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之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
据此，军委认为，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
2月11日，毛泽东在原地留下一部佯动，以迷惑敌军。红军主力则悄然离开扎西，跳出了国民党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转进东北，脱离死地。
转战之中，蒋嫡系及地方军阀不断变换通信密码，二局不断跟踪破译。破译科于2月7日、8日、9日和10日连克国民党军6本新密码，通报了上自蒋介石意图，下至各路敌军具体部署和行动的情报。在一渡赤水后的10余天里，军委的计划和部署几乎一日一变，其依据即二局对敌情变化的通报。二局的情报保障使红军步步都走在了对手的前头。
二渡赤水重握主动 洞悉敌情再取遵义
2月11日20时，军委电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进军。电文显示，二局对关键的敌情都是清楚的：
“一、综合目前敌情：
“1.川敌追击部队大部集中高、珙、长宁之线及其以南地域。其达、袁（如骏）两旅十号抵高县，刘旅由珙县向筠连，范、章两旅在珙县，章旅将向安边前进，潘旅主力在长宁，一部在兴文，郭旅十号在罗表，廖旅缺一团在罗海，郭、廖均拟向王场前进，穆旅向屏山前进，蒋（尚朴）旅布防滩头、安边之线，另二、三两旅前在永宁，目前行动不明。
“2.滇敌安旅今十一号仍在大湾子并筑工事，鲁（道源）旅主力今日可到大湾子，龚（顺璧）旅昨到毕节，有续向大湾子前进的可能。
“3.黔敌何（知重）、柏（辉章）、侯三师似仍在赤水右岸，驻地不明。
“4.薛敌之‘追剿’队约两个团，由二都向叙永前进。周敌率两个师二十号集中黔西，有经毕节向叙永前进模样。吴敌两个师似仍在黔西、大定（今大方）。其余不明。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向西，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
“二、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争取渡河先机……”
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后的近10天当中，二局连续从敌报中获悉，国民党军此时尚不明中央红军主力去向，正在按原计划向赤水河以西进军。
2月18日21时，朱德、周恩来向各军团首长下达《关于我军速渡赤水河的指示》，强调指出：现我军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亟须远离追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
18、19两日，红军出敌不意，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 （二渡赤水），再入贵州，一个回马枪，插向国民党军防守的薄弱处黔北。
24日，中央红军进占桐梓。同日，二局报告：蒋介石已命各路军向黔北跟进，进至扎西地区的川军3个旅转向东追击；薛岳兵团以吴奇伟纵队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黔军王家烈率一部进至遵义后以6个团前出娄山关，遵义城内只有王家烈的少量部队守卫。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机，给娄山关之敌以打击，迅速占领娄山关及以南地区，再取遵义。
25日，二局侦悉，王家烈急电薛岳：“遵义只驻第一团，担任卫戍”，“请总指挥薛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红三军团于当日发起娄山关战斗，占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击溃黔军6个团。
26日，军委依据二局提供的吴奇伟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进军位置，判断该敌当日不可能赶到遵义城。于是，命令红一、红三军团乘娄山关溃敌喘息未定之际，攻下遵义城。
27日，红一、红三军团进攻遵义城。28日晨再占遵义。
28日，吴奇伟赶到遵义附近，即率所部和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毛泽东等军委领导认为，此时川军距遵义尚远，吴奇伟两个师孤军深入，王家烈残部已成惊弓之鸟，决心围歼吴奇伟部。
战斗打响后，二局及时将侦获的吴奇伟指挥部所在位置——忠庄铺报告军委。军委遂命红一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打乱吴奇伟的指挥，然后各个击破。在红军凌厉的攻势下，敌人溃不成军。吴奇伟仅率少量残部狼狈逃窜，被红军紧跟追击一天至乌江边，渡江后砍断浮桥，方才得以逃脱。
这是红军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二局的情报也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博古回忆说：
“一渡赤水后，在扎西休整时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告诉我，他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主席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并进行了遵义战役。”
及时探知新场陷阱 三渡赤水调敌北上
吴奇伟的两个师被击溃后，敌人战术改为长追稳打。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行营，组织对中央红军的新一轮围攻，布置重兵，构筑堡垒，企图在乌江以西聚歼红军。二局时刻注视着敌情的变化。
3月5日，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泽东和军委的意图是乘吴奇伟部新败，集中主力寻歼仁怀、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个胜仗。同日，二局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国民党军决定7日会攻遵义及封锁乌江的计划，其具体部署和行动如下：
川军郭勋祺师三个旅6日由桐梓排居场集中，向遵义东南地区进攻；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师5日开往枫香坝、长干山，6日到鸭溪、白腊坎，7日将攻击部署准备完毕，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
以徐源泉部之新三旅及四十八师主力守乌江下游彭水到龚滩段；以湘军何键之十五师、二十三师、六十三师推进至乌江东岸，守龚滩至清水口段；以吴奇伟纵队之九十、九十二和五十九、九十三师残部守乌江上游清水口、娄山关、乌江渡到大渡口段。均限于6日至8日以前到达。
郭、周两部自报按部署积极行动。根据以上情况，军委决心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6日，中央红军开始行动，向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开进。然而，蒋介石得知毛泽东亲自指挥，又根据航空侦察报告，判断红军有西进或先与周浑元部决战，然后再向南进逼贵阳的意图，遂命令周浑元部于长干山附近暂取守势。周浑元和吴奇伟均为红军在江西的老对手，有吴惨败的前车之鉴，周畏歼不出，红军多次寻战，未达目的。
8日，毛泽东、朱德以及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境内的苟坝。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两首长致电军委，建议红军主力进军苟坝西边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和三重堰（今重新镇），歼灭该地黔军。
此前，毛泽东查阅了二局最新侦译的敌报。敌报显示：蒋介石已知晓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线，判断红军有可能“将折经打鼓新 场、黔西、安顺之线窜逃”，电令“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令滇军“孙（渡）纵队向新场、白腊坎之线推进策应”，命吴（奇伟）纵队乘红军与周（浑元）纵队对峙之机，“用最速方法，渡乌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剿之”，并派“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打鼓新场、黔西一线已是国民党军图谋聚歼红军的预设战场。
10日白天，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与会者均赞成采纳林、聂的建议，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指出，二局破译的敌电表明，蒋介石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并计划在此聚歼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搞不好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人5个纵队的围攻，遭受土城战斗那样的败局。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并罢免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周恩来重新研究了二局侦破的敌报后，表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当晚，周恩来再次召集开会，进一步说明敌情，最终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1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说明敌情，解释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国才）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恩溥）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12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15日晨，中央红军进攻仁怀城南鲁班场的周浑元部。鲁班场在赤水河上游的茅台渡口南约20公里。红军要从茅台渡赤水，需经鲁班场附近。在发起鲁班场战斗之前，毛泽东已派出工兵分队，先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两座浮桥。至15日晚，鲁班场仍未攻克，鉴于各路国民党军迅速向鲁班场进逼合围，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摆脱再次形成的包围圈。
16日18时，朱德致电各军团，部署西渡赤水（三渡赤水）的行动：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明17日20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当晚至次日中午，红军大摇大摆地在仁怀县茅台镇三渡赤水河西进。此次渡河实际上是一次全军佯动，目的在于把已经调集到黔西北的国民党军再调动到川南，因而不怕国民党军发现。国民党军的飞机果然中计，如获至宝地向蒋介石报告红军西渡赤水的情报。蒋介石发现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急令所部再向川南进击。
3月18日，军委根据二局情报向各军团通报敌情：蒋介石已集中兵力，要在川南将红军一网打尽。
三渡赤水之时，毛泽东已为四渡赤水做了准备，下密令派工兵在太平渡、二郎滩提前维修红军二渡赤水时用过的老浮桥。三渡赤水为更加精彩的四渡赤水拉开了序幕。
四渡赤水突破封锁 敌情了然大胆穿插
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在西岸仅停留了三四天，即转身再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
3月19日，破译科在古蔺大村镇又连破国民党军3个新密码。二局侦译的多份落款为“中正”的密电揭示：蒋介石已知红军位置，但不明红军意图。他决意在赤水镇、叙永、古蔺、毕节一带聚歼中央红军。
20日17时，朱德发布东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镇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要求野战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渡过赤水河，“寻求机动”。
同日，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大张旗 鼓地向古蔺前进。中央红军主力则钻出敌人尚未封死的合围圈，于21日晚，以隐蔽、迅速的动作，突然掉头向东，利用毛泽东预先密令工兵在二郎滩、太平渡修复的浮桥，四渡赤水。二局随军委纵队由九溪口过河。
22日，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即依照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同日，二局报告：蒋介石已发现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向东回窜”，命上官云相部即在遵义“严阵固守”，郭勋祺部追击，“周、吴两纵队应星夜集结仁怀、茅台、谭厂一带”。
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开始部署对红军新一轮的“围剿”。同日，军委再次电令各军团：敌人企图连接遵义至仁怀的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要求“我野战军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红军三渡赤水与四渡赤水的行动，将国民党军大部调向乌江以北。遵义至仁怀一线的狭小地域集结了敌军数十个团，使红军处于重兵包围之中，向南通过遵仁封锁线具有极大风险。然而二局的侦察，让军委对敌情了然于胸，使红军敢于在密集部署的敌阵中穿插。
25日20时，军委根据二局提供的准确敌情报告向各部作了如下通报：
甲、蒋敌现抵贵阳。
乙、周敌万（耀煌）师(缺一团)本日集中枫香坝，谢（溥福）师两团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可赶到枫香坝，萧（致平）师仍分在枫香坝、白腊坎、鸭溪。其余万、谢两师各一团尚在新渡、大渡口、赤水镇之线，待黔敌何、柏两师各一团接防。周敌并有酌派一部至长干山、泮水等处筑工消息。
丙、吴敌欧（震）师两团在仁怀，一团两路口，梁（华盛）师茅台及其附近，唐（云山）师两团在仁怀、茅台间筑工。
丁、黔敌何知重有两团在毛坝，柏师两团在鲁班场，有各派一团接周敌赤水上游防务消息，李成章旅到鲁班场，分一团到观音场，犹禹九旅分在新场、岩孔、吴马口筑工。
戊、魏（金荣）、蒋（德铭）两部仍在遵城，李（韫珩）、裴（昌会）两师有派别动队向桐梓前进。
己、川敌昨二十四日潘旅抵龙新场，廖旅太平渡东岸，袁（治） 旅土城 ，今日续进，田冠五）、刘、张（竭诚）三旅将在赤水、（习）水、松坎防我。
军委根据以上敌情判断：蒋介石企图“截我东向”，“阻我南进”，因此，红军应突破包围，向西南行动，以转移战局。
25日22时，在军委的敌情通报发出两小时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致电朱德，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王、孙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26日凌晨1时，朱德接受彭、杨建议 ，决定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如周敌由长干山截击时，则以运动战消灭之”。
当日，部队按军委部署向南运动，移动过程中与国民党军数次发生接触，行动受阻。同日深夜，二局发现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的空隙已被国民党军拦住，必须寻求新的路线。
27日清晨6时，军委根据敌情的新变化，紧急发出电令：“野战军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行动已不可能，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
当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继续吸引敌军北上。
28日，天公作美，下起暴雨，红军主力部队瞅准国民党军围堵的空当，冒雨由鸭溪、白腊坎之间顺利通过遵仁封锁线，把大部分国民党军甩在赤水河两岸。紧接着，主力直插乌江边，寻机南渡。
30日，二局侦悉“周吴两敌今卅日向泮水、新场前进”，军委领导据此判断，“如该敌侦知我情况，有改向狗苟场、安底、沙土猛追的可能”，而狗苟场、安底 、沙土距红军渡乌江地段仅10到15公里。为了保证各军团能有充分时间顺利渡江，经军委首长商议，由二局局长曾希圣设计，逆用敌之在用密码：二局仿蒋嫡系部队行文格式拟电，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发去电令，命其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西进，以期将两个纵队调离乌江沿岸，迟滞敌主力的行动。敌军果然中计，使红军赢得了南渡乌江的时间。
31日，除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佯动外，红军全部经江口、大塘、梯子岩三处渡过乌江，将川、滇、黔围堵军和周、吴纵队全部抛在乌江以北地域。
改向东南直逼贵阳 调出滇军让开大道
部队南渡乌江后正在途中休息时，毛泽东来到红二师。师政委刘亚楼疑惑地问毛泽东：“红军绕来绕去，到底是要去哪里？”毛泽东笑而不语，用红色铅笔在军用地图上画出一道醒目的线，由贵州向西南，入云南，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迂回路线。
4月1日19时，军委根据二局报告发现，原计划向西南前进的方向上有国民党军的两路纵队企图堵截我军，遂电告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决改经息烽、修文之线向东南过（底）寨渡河，寻求新的机动。红军以一部监视息烽以北地带之敌，并伪装红军将向东，作出东进湖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姿态，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
为了调出在毕节、安顺一线驻守的滇军，让开红军挺进云南的大路，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其所必救。4月2日，红军前锋逼近敌军守备薄弱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吴奇伟、周浑元和滇军主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救驾。
同日，二局再获敌电，得知蒋介石认为红军“麇集潮水场、九庄、龙盘山、石洞、底寨一带地区，显有东窜之势”，表明红军南来的目的是又要去湘西与贺龙会合，即命令各部东进，阻止红军东渡清水江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了让敌人错上加错，毛泽东再派兵一部，向瓮安佯动。4日，蒋介石发出电令，命各路国民党军向“瓮安大道猛进，星夜驰进”，各师均至“瓮安附近会剿”。
7日，二局侦知，国民党军重兵已集聚在瓮安一带，滇军的孙渡纵队也已远离云南，到达贵阳，现正向贵定方向继续东进，通往云南的大路洞开。
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在贵阳东约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贵阳和龙里之间敌军防线空隙处穿过。随后，全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开始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向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大步前进。此时，蒋介石方才明白，红军意图不在攻取贵阳和东进，遂急令薛岳率部和滇军一同追击。而远在贵阳东北面的敌军，被毛泽东和红军拖得疲惫不堪，已无力调头尾追。邹毕兆在 《玻璃杯》 中对这步妙棋有如下记述：
“毛主席早有经云南北进的战略，讲过：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现在蒋介石的嫡系已向镇远东去，连孙渡的滇军也东去了。于是轻松了几天的红军，忽然调头西进，让开滇军，分多路通过龙里、贵阳间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把蒋介石所有的军队都甩在东边了。（被）拖得筋疲力尽的各路敌人，要追赶士气旺盛的红军，将是望尘莫及，连送行都来不及了。周副主席讲过：四渡赤水，南破乌江，困贵阳，甩掉敌人，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四渡赤水历时两个多月，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的狭小地域内，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于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穿插运动。二局要边行军，边工作。从事侦听的工作人员根据敌台讯号的强弱、联络的繁简、呼叫的急缓、发报的增减等征候，来侦察敌台、辨别敌人的主次、判断敌台的远近；破译的同志，为了完成紧急的任务，即使在行军中，也要日以继夜地突击，不破译，决不休止。尽管敌人密码变换频繁，由于他们早就摸透了敌人密码的规律，也能驾轻就熟，很快突破，保证及时向毛泽东和军委提供情报。
叶剑英后来如此评说：
四渡赤水之后，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侦知敌情走弓背 保障全军渡金沙
红军离开贵阳南下时，蒋介石仍不明白毛泽东进军云南的意图 ，在对部下训话时讲：红军已无力远行，最大的可能是调头到贵州的大定、黔西，然后寻机渡江。直到4月中旬红军到达紫云后，他仍认为红军要向安顺、镇宁前进。得知敌人的判断后，红军决定南渡北盘江。
4月13日，国民党军周、吴两纵队和湘军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沿滇黔公路在红军右侧追击，滇军孙渡纵队也尾随红军而来。
红军在贵州转战数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弹药极缺，饥饿疲乏，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几乎达到极限。军委命令野战军尽快脱离敌军，迅速西进，争取先机。部队常以每天50多公里的速度行军，非战斗减员大量增加。
曹祥仁不分昼夜地工作和行军，经常生病发烧，体力大量透支，终于有一天，跑不动赶不上队伍了。所幸这时黄克诚骑马过来，见到躺在路旁的曹祥仁，马上把他扶上马，驮着他向前走，救了曹祥仁一命。
4月23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曲靖地区。同日，二局报告敌情表明：“孙纵队在我左侧后，周、吴纵队在我后，十三师在我右侧后。”敌军紧追不舍，军委考虑打击追敌，迟滞敌人的追击。
23日22时，军委下达关于消灭沾益、曲靖、马龙之敌的命令：“我军因地形不利，未曾在兴盘路上取得消灭周敌的战役胜利，现应攻占平彝、沾益、曲靖、马龙地带，控制昆明东北要道，便于与追敌及新调之敌作战，向上述地点前进中应消灭阻我滇敌，对追敌则迟滞之。”
半小时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力求消灭万耀煌师，并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
4月25日，军委下达消灭白水、曲靖地区敌军的命令。22时，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不同意见：诸敌已占领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甚易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敌必继续进攻，其时成强弩之末，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又因河流阻隔，回旋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之战斗。因此，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意见，认为不宜在此与国民党军作战。军委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放弃了痛击尾追之敌的计划。但根据二局报告，蒋介石和龙云都认为红军可能在东川以北的会泽、巧家渡江，薛岳的大军正向此处开来，因此没有采纳北经东川渡江意见，而选择了更为安全的弓背路，在昆明以北渡过金沙江。曹祥仁在“文革”中听到有人重提林彪反对走弓背路的故事，笑道：“弓弦上有敌人，当然要走弓背，林彪不知道。”
4月29日，红一、红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龙云赶忙收缩部队，加强昆明城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之后，即向北转向金沙江边的渡口。
渡过金沙江前，二局出了一件大事：二局译电科的陈仲山被龙云俘虏，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已翻译成文的敌军各方往来密电一束。国民党由此进一步了解到二局的侦破能力。蒋介石极为恼火，5月3、4两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这一情况并没有难住二局破译科的两个破译能手，他们仍是走到哪里，破译到哪里。
5月3日，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巧渡成功。但主力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和洪门渡口，因江水太急无法架桥，不能渡江。而尾追红军的敌前锋部队万耀煌师已接近昆明 。此时，二局译出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万谎称没有发现共军，并决定在团街休整。
毛泽东得到二局的报告后大喜。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说：
“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渡过了金沙江以后，曹祥仁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形迹，故决定在团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
“毛主席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一道来到设在一个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用一支红铅笔指画着一幅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示形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几个作战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军委据此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蒋、万矛盾所赢得的四五天时间，就可以让全军在皎平渡顺利渡江，即发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5月9日，全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李德在 《中国纪事》 中这样评说：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
在渡过金沙江之前的两个月中，由于中央的口号一变再变，行军路线绕来绕去，部队跑得苦不堪言，不少人，包括高级指挥员在内都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指挥意图。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
“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毛泽东经常讲，没什么可说的，走就是了，哪里要说清楚才走呀。”“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
由于二局绝密的工作性质，在长征中只有极少数最高层军事领导了解二局提供的情报和毛泽东的指挥意图。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而产生不理解是很自然的。博古回忆说：“1935年3月4日，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 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国民党）电台的电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周恩来……则严格控制一科，封锁曹祥仁破译密码之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四渡赤水有点像一场老鼠逗猫的游戏。有了二局，红军突围，耳聪目明。蒋介石围追堵截，虽占有诸多优势，却是只瞎猫。四渡赤水的全过程都可以说是毛泽东妙用二局情报的结果。先进的无线电侦察技术，使红军在信息战领域里与对手的较量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为毛泽东和军委的指挥及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情报依据。
只要认真研读一下长征时期的文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和行动部署，一般情况下总是首先通报敌情，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及湘、粤、川、桂、黔、滇等各路军阀的情况。如果将这些通报的敌情与蒋介石同各路军阀及各路军阀之间的往来电报对照，可以发现二者高度吻合。
从1935年1月红军离开遵义至5月渡过金沙江前后，在4个月的征战之中，军委二局在敌情紧迫、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相继破译了湘、桂、滇、川当面之敌的密码约90种，及时、准确地侦悉了敌人兵力部署等大量情报。
因此，毛泽东“用兵如神”是有科学依据的，并不是编造的神话。长征时曾在二局从事侦收工作的钟夫翔说：“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神仙，不可能有什么超自然的神机妙算。他之所以能料事如神，是以各种军事情报，特别是我军无线、有线侦察提供的情报为科学根据的。”
然而，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之前的长征中，虽然二局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但错误路线的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极大损失。对比之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和军委的英明指挥，使二局的情报发挥了最大效用。
除了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外，一局的作战和机要保密，三局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四局的后勤供给等其他司令部工作，也都为毛泽东和军委的指挥，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当然，更应当歌颂的还有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和牺牲。
对于二局在长征中的功绩，毛泽东和军委其他领导都给予了极高 评价。毛泽东曾说，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1939年初，在安塞二局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毛泽东的话并非溢美之词 。正如毛泽东所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是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指挥员正确的部署、决心和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以“用兵如神”称颂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所展现的杰出指挥才能，也是对包括二局在内的全体红军将士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