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土城战斗失利的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在整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有两次关键性的战斗没有打好，使红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失，并影响到战略行动的变化。

第一次是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领导人的指挥下，为实现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在强敌围追堵截下，于湘江两岸同敌人激烈拼斗。结果，伤亡过半。值此紧急关头，毛泽东等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才摆脱了困境，争取了主动。

第二次是川黔边境的土城战斗。此役，虽然投入了红军的大部分兵力（只缺一个师），但还是没有打好，并影响到北渡长江计划的实现。过去，许多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文章，对土城战斗的叙述，不是极其简略，就是失于真实，即使肯定其失利，也讳言其原因。这样，对我们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央、中革军委（下简称军委）这段时期战略方针的变化，及一渡赤水的原因，是有很大妨碍的。本文试图对土城战斗的缘起、过程，尤其是失利的原因，谈几点粗浅看法。

土城战斗的缘起、过程、结果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总结了红军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今后战略发展方向时，鉴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地区为好，故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制定了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四川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一月二十日，军委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北渡长江的初步任务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泸州市对岸）、大渡（纳溪属）、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同日夜，军委向各部下达行动命令，要求“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全军分左中右三路向赤水方向进发。红一军团自桐梓、松坎地区向西北疾进，在温水、东皇殿（今习水县治）击走黔军侯之担部，于二十五日进占土城镇，并乘胜向赤水县城推进。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当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山岭绵结，地势险峻。军委对于土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把攻占并巩固土城，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重大步骤。命令三、五军团进入土城东面的石羔咀、青杠坡阵地。这期间，四川军阀刘湘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四旅潘佐部和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先后进抵土城以东地域；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部、五师十三旅达风岗部进抵赤水城南的旺龙场、复兴场地域。

二十七日，敌郭勋祺部由关子门、枫村坝尾追五军团。红军节节抗击，逐次退至土城东之青杠坡、石羔咀一带，凭险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敌派手枪营、机炮营各一部增援，激战至深夜。赤水城南方向，一军团连续二日与敌激战。一师在黄皮洞与章安平旅遭遇后，敌先据两侧高地，以追击炮，机枪施行火力封锁，陷一师于三面包围之中，三团几经冲锋，连排两级干部大部伤亡。二师在复兴场地区与达旅的战斗也不顺利，后奉令回援土城。

军委为给川军郭勋祺部以决定性打击，扫除渡江障碍，决定集中全力发动总攻。中央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均亲临前线。朱德到三军团四师，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五军团。二十八日拂晓，在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亲自指挥下，五师向青杠坡敌右侧突击，四师主力向青杠坡背后攻击，五军团附三军团教导营向石羔咀以东突击。青杠坡下是道深沟，两旁峭壁夹峙，险峻异常。战斗打得极其艰苦、剧烈。郭敌和潘、廖两旅援兵共约十个团，依据险地、工事进行顽抗。双方反复争夺，冲锋达十余次。敌在优势火力掩护和督战队威逼下，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红军遭到很大伤亡。在这紧急关头，军委命令干部团及自北面赶回的二师投入战斗。干部团在第四营的重机枪掩护下，一、二营战士（全系原步校学员、连排干部——笔者）头戴钢盔，勇猛冲锋，连续夺回几座小山头。郭旅第八团伤亡过半，阵地动摇，官兵几经溃退，均被督战队阻止。郭勋祺亲率预备队及机炮营、手枪营增援，并严令各团长：官兵凡后退一步者，不问情由，一律就地枪决。其时，潘、廖两旅亦倾全力拒止。战斗越发剧烈，双方来回冲杀达数十次。敌虽受重创，但仍固守阵地，战斗呈胶着。恶战中，险情环生。董必武、林伯渠及邓颖超、贺子珍等所在的干部休养连撤退时，遭敌火力拦截，幸被干部团一部救援，方化险为夷。朱德总司令也是在一个排的掩护下，仓促撤退出来的。

傍晚，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紧急会议，根据当日战斗及周围敌情，认为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间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

土城之战，是一场恶战，一场拉锯战、消耗战，也是一场失利的战斗。中央红军无论在人力，物力、士气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据敌方材料，“综计各路毙‘匪’约在三千以上”。有的材料记载：红军伤亡四千多人。敌称之为“土城‘大捷’”。战斗甫告结束，郭勋祺即被越级提为模范师师长。自此，川军狂妄、嚣张起来，说什么红军“畏我如虎”，“死届眉头，困兽作斗”，“屈指剿灭，当不远矣”。先后调动四十余团兵力，在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实施追击、拦击，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各要道，隘口，使红军连续遭到损失。二月七日，军委通知，“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要求各部“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撤出土城后，红军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地区。一渡赤水，由于是在战斗失利、敌情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故时间较仓促、行动较匆忙。当军委决定不再与敌恋战后，领导同志立即作了分工，抓紧撤退准备工作：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彻夜，前线枪炮声不断，后面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为了迅速脱离敌人，再次实行了轻装。中央纵队将机器、笨重物资沉入赤水河，三军团将全军仅有的山炮抛入河中。二十九日拂晓，全军按照部署，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及土城上下游渡口开始渡河。一渡赤水，同其后的几渡赤水比较，相同的是，都体现了我军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干、赔本不来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当总攻不利，军委根据毛泽东建议，当机立断，与敌脱离接触，避免了造成更大的伤亡和被动，给以后的几渡赤水创造了条件。这较之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在“左”倾路线军事领导入的指挥下，打硝石、资溪桥、浒湾，明知不利，仍连日进攻，死打硬拼，造成重大损失，最后不得不退出创建四年多的中央苏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一渡赤水毕竟是在土城受挫的情况下进行的，处于被动的局面，西进途中仍不断受到川军袭击，未完全摆脱危险境地。这同尔后的几渡赤水，是有很大不同的。第二、三，四次渡赤水，每次都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因行动出敌意外，致敌错觉，屡屡打乱其战斗部署，使其行动失措，予我以可乘之机。红军二渡赤水，歼敌约一个师、击溃敌六团、俘敌二千人以上的胜利，就是这种巧妙战术的生动体现。从而使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顺利跳出了二十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土城战斗失利的原因

中央红军土城受挫，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素。

一、战略指导方针有错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与弱敌黔军侯之担部作战，不断获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军委、总部多次提出“反攻”、“决战”，以创建川黔边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又多次号召向敌人开展“进攻”、“反攻”、“总攻”、“大战”、“决战”。显然，在当时红军弱小、处于外线作战的情况下，上述战略方针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向敌反攻取得的胜利，正是这种优势积聚所致。这个问题，毛泽东有精辟的论断，他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免不利的决战。”长征，无疑是一次战略性的退却。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央红军西进途中，接连布置四道封锁线，以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目的就在迫红军决战，以便聚而歼之，彻底根绝中国的“赤祸”。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所以损失过半，正是蒋、湘、桂诸敌在湘江两岸据险布阵，欲将我“尽歼于湘水以东”的结果。因此，为了保存实力，准备条件再图发展，转移中的红军应尽力避免同敌人作战略性的“反攻”、“决战”。当然，丝毫不排斥战术性的、有利的进攻，如桐（梓）遵（义）战役就是。关于从战略退却转入反攻的时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需要“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这些条件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至于进入反攻阶段后，则还需要待上述“条件和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比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用上述条件对照当时情况，可以清楚看出，红军与敌军之间众寡强弱之势是明若观火的：麇集于贵州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滇湘桂诸地方军，共约一百五十个团，二十余万人，而红军却只有三万余人；敌人是内线作战，拥有雄厚的物资力量，人力、物力的补充不虑匮乏，而红军处于外线作战，军需储备严重不足；敌人，特别是即将与之作战的川军刘湘部队，久巳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地两熟；而红军则是甫经长途跋涉、作战，未经很好休整；且人地生疏。上述对比，清楚看出：毛泽东列举的六条中的任何一条，红军几乎都是不具备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反攻”、“决战”，勿庸置疑，是不实际的，很难有胜利把握的。有人会问：遵义会议不是已经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吗？为什么还会作出“左”的军事决策呢？这是因为第一，遵义会议只讨论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军事错误，也因会期短暂，未来得及细致地从历史、社会、思想根源等方面去加以剖析，清理。第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认识一切事物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以机械地认为：在党内前后泛滥了六、七个年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自一九二八年翟秋白的“左倾”盲动算起）及两年多的“左”的军事路线错误，它的一切影响、痕迹仅仅通过一次会议，就完全从人们头脑里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一思想转变，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这点，正如遵义会议总结决议中指出的：“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这种“左”的痕迹，在土城碰了钉子以后，仍未完全消失。例如三月十五日，仁怀西南之鲁班场战斗，是继土城后的又一次阵地战、攻坚战，同样没有打好。此前几天，中央为桐遵战役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一致决定进攻四周布有中央军及滇军约十个师的打鼓新场（今金沙，为黔军驻守），幸得毛泽东同志力陈其弊，说服了大家，撤销了错误决定，方免予重蹈土城覆辙。由此可见，一条错误路线的克服，绝不是召开一个会议、发表一个宣言所能解决的。

二、违背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指导规律。著名军事家孙武提出的“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红军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屡试屡验。但土城战斗却违背了这个规律，致遭受意外挫折，陷于被动。

当时，军委对川军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了解的。

首先，对川军投入的兵力判断有误。认为四方面军在川北钳制了四川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土城战斗过程中，对川敌兵力、编制及番号的判断，连连失误。一月二十六日早，判断由温水西进之敌“恐系川敌廖泽部约两个团”（刘湘二十一军每旅辖三团，非两团—一笔者），实为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三个团多一月二十七日晨，判断敌二十八日晨参战的为“川敌廖泽部约四个团”，实为郭旅、潘佐独四旅及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共九个团，加上土城北之教一旅章安平部、五师十三旅达凤岗部共十四个团兵力，二万余人。直至总攻受挫，通过侦察、审俘，方将当面川军的确切情况基本查清。二十九日凌晨，军委才命令部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

其次，对川军素质缺乏全面了解。据一些老红军谈，在中央苏区时，有个印象：云贵川的军阀部队，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长征进入贵州后，沿途见到黔军不堪一击，甚至望风而逃，更增加了这一印象。对于川军刘湘部，也认为象黔军侯之担部一样，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是“双枪兵”（步枪加鸦片烟枪），纪律涣散。把素有“郭莽子,（莽子意即作战凶猛、X悍）外号的郭勋祺，误认为“郭猫儿”，只会夜间出外“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讽刺“川军象条牛，我们牵着游；黔军象条狗，我们打着走”。

对川军上述看法，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过去，中央苏区的一些文件、报刊，对在川北同四方面军作战的川军，贬低过分。说田颂尧部三路围攻红军失败后，“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的敌军的枪”。说参加六路围攻的各部川军，经济拮据，“生活困难”，连辖区、广袤、富庶的刘湘，“部队也欠饷三个月，士兵衣不蔽体，食不得饱”。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说“四川一切军阀都由红军各个击破了”，红军在川陕苏区取得的重大胜利，“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发抖起来”。

刘湘部队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尽管这支军队同四川其他军阀部队一样，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为封建割据势力效命的武装集团，并在川北被红军重创过，但它还不是“战斗力全无”的军队。刘湘自一九二0年从成千累万的尸堆里爬上军长宝座后，率师驰南骋北，逐鹿巴蜀，先后打败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黔军袁祖铭和川军熊克武、杨森、刘文辉等部军阀。拥兵百余团、十余万人。所部无论数量、质量均属川军的佼佼者。战斗力不弱于国民党中央军。总的特点：(1)注重训练。各级都设有军官教育团或训练团、教导队，轮训军官军士。(2)因中下级军官几乎全由自己培养，向心力大，内聚力强。(3)部队久经战阵。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四川发生混战四百七十余次，刘湘几无役不与。官兵作战经验比较丰富。(4)出于反动利益的需要，也还讲究纪律。即以抽鸦片烟为例，川军在全国军队中颇有劣声，但刘湘的二十一军可以说绝无仅有。(5)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师旅团为三三编制，营辖四连（内重机枪连一），团辖十三个连（内机炮连一），全团官兵编制数为一千八百余人，旅约六千人，待遇优于其他各部川军。武器装备远较别部川军精良：一是特种兵分队多，军有海空军司令部[辖军舰（艇）三艘、空军二队]，战车大队部，机关枪司令部（辖二团），炮兵司令部（辖山炮一营，8·25迫炮若干营）和工兵司令部；二是两个机关枪团共辖三十六连，一律配备英造路易式轻机关枪，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连发火器；三是连配有六至九挺轻机枪（用进口高级合金钢自制）及几门小炮；此外，团以上均配有无线电台。其嫡系部队（一、二、三师、教导师、模范师）火器配备又较一般部队为优。如郭勋祺的教三旅，旅部有手枪营（四连）、机炮营(五连)。步兵连一、四、七班为狙击班，选优等射手组成，二、五，八班为冲锋枪班，配重庆兵工厂造汤姆式冲锋枪；三、六、九班为小炮班，配三六迫炮。郭旅自江津入黔时，每个士兵带足子弹一百五十发。(6)为驱使官兵卖命，注重战场纪律。为力避两支主力红军会合于四川境内，危及其统治，对官兵实行重奖严罚。土城战斗前后，他以模范师副师长兼第三旅旅长廖泽“迟滞不前”、“贻误戎机”，撤销其副师长兼第三路指挥职务；“以刘兆藜动作迟缓，下令撤职，戴罪立功”；而对作战有“功”的郭勋祺，则予以破格提升。

长期来，刘湘为在军阀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攫取四川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进而觊觎西南，问鼎中原，不惜花费巨资，网罗“人才”，苦心经营了一支庞大的、颇能征战的反动军队。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后，刘湘预料红军渡江入川，深感自己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一方面，中央红军入川，燎原的革命烈火，可能将他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即使红军遭到挫败，跟踪入川的蒋介石也不会再容许他的势力的存在。因此，刘湘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计；决心全力拒止红军渡江。

刘湘军队的上述情况，中央、军委是不够了解的，对川军是轻视的。一直是把国民党中央军，视为靠“反攻”、“决战”的对手，不把川军放在眼里，结果导致了土城战斗的受挫。

对此，陈云（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笔者）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中肯地批评，渡江所以受挫，是“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失败的教训时，也认为“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应为教导师——笔者）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是重要因素。

三、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进攻战斗中，弱敌制胜强敌的一条法则。孙武十分强调，运用“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及“攻其所必救”等手段，赢得战争主动权。世界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菠也十分重视这项原则。他认为不采取“出其不意”，“要在决定性的地点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翻检一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可以看出：红军在进攻阶段初战中获得的胜利，几无一不与巧妙地运用这项原则相关。比如，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师，二次反“围剿”歼灭公秉藩师，三次反“围剿”重创上官云相师，四次反“围剿”歼李明师，都是预先设伏，致敌入于彀中，然后聚而歼之的结果。

但是，这次中央红军进入川黔边境渡江入川的行动多不是“趋其所不意”，而是全在敌之意料中。中央红军进入黔境不久，蒋介石即在致粤桂军电中指出：望各军“勇往迈进，不分畛域，歼灭于黔境，不使其入川合作”，声言在“长江以南堵截红军乃党国命运所系”。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当红军入黔不久，即分析红军有可能趋川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提出将“剿匪”军事划为南北两个战场。重心摆在南面，采取北守南拒（一说北守南攻）。一月中旬，他在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判断红军很可能将“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今叙永）出泸州北上。要求各部全力以赴，拼命阻击，那怕全军覆没也在所不惜。随即委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赴泸州督师。

综上，由于红军在作战指导原则上未能做到敌之“不意”而敌人却在红军作战方向上，“有备”，再加上其他因素，故在土城地域甫与川军接触，就丧失了主动权。

四、兵力没有集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精辟地指出：“在进攻会战中越是情况不明，就越需要集中兵力。”但是，土城战斗中，中央红军两个主力军团——一、三军团，一开始就分了兵。尔后，一军团在土城以北的复兴场、旺隆场地区，而三军团和五、九军团在土城以东主要方向作战。即使以后一军团二师奉命南援，但为时已晚。由于分散了兵力，未能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致使两个方向都遭到失利。

另外，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后，连续两个月跋山涉水，艰苦转战，未得到很好的休息，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一些史书讳言土城战斗的失利

土城战斗，规模不小，损失不少，影响也较大（改变了原定渡江会合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样的大事，为什么在许多史书中未得到如实的反映？据目前看到的材料，对这段史实的态度，有三种情况：一是撇开这件事，直接叙述四渡赤水。北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第224页载：“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调动敌人，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一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进抵川南……”。上述情况带有很大普遍性。中间，不但未提到土城战斗，对一渡赤水，也只谈了它与其他“三渡”的共性，未谈其特性。二是作了相反的表述，如说：在土城地区，先后打败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三是最近几年出的有关回忆资料，绝大多数，本着求实精神，作了如实的叙述。

为什么会出现第一种、尤其是第二种情况呢？这里面有几点原因：(1)过去，公布的文献、回忆资料少；(2)“左”的思想影响；(3)怕如实叙述，有损于遵义会议的光辉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其中第三条是主要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但是，不可形而上学地理解，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就意味着会议闭幕的第一天起，中国革命就从“山穷水尽,瞬息变成“柳暗花明”了，一切就都万事如意了，所有政治的、军事的、组织的、思想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不，不是的。且不说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是在八年之后通过全党整风才解决的；从组织上讲，毛泽东直接掌握军事领导权，也是在三月中旬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后的事情。军事上也不是就一切顺利的。《聂荣臻回忆录》（上）写道：“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不胜的战斗中就应包括土城战斗在内。这说明，毛泽东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思想、原则，并未完全为人们所接受，直到五月的会理会议，还遭到如林彪等领导人的责难。至于害怕有损毛泽东的形象，也需要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不仅是世界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他领导、指挥了不可胜数的战役、战斗，赢得了一个个辉煌胜利，震撼世界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就是其中的光辉典范。但这并不能说毛泽东是战争之“神”，他在军事上就没有出过一丝一毫差错，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如果真是那样说，才真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

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是史料价值的所在。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是一，二是二；不唯尊者讳，不唯贤者讳，不唯长者讳。这样才能做到忠实于真理，才能写出“正史”、“信史”。笔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冒昧写了这篇文章。乖谬之处，敬请识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