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重战略决策，尤其善于巧妙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略战术的思想，从而使中共武装在多次濒临绝境之时却又每次都能奇迹般的绝处逢生，并最终得以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是去年新加坡一位资深军史专家在井冈山参观时对我们的感佩之言，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四渡赤水之战在“红军长征史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这一战事是红军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指挥红军反“进剿”、“会剿”和反“围剿”作战时以根据地为依托，并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毛泽东却能秉承和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略战术的基本精神，以其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能在敌情严重、且战况瞬息万变的情境下，指挥部队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之间，避实就虚，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围的迂回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迷惑和调动敌人，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活剧，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成为毛泽东独具匠心的杰作。
一、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并确定战略目标，进而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是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对四渡赤水之战进行理论指导的一个成功体现
自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后，井冈山就成为“井冈山道路”的起点。井冈山道路是武装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打天下，因而怎样打、采用怎样的战略战术便成为军队的根本选择。作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上山之日便积极探索创制行之有效的，后来与朱德等革命先驱共同总结出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内核的“十六字诀”战略战术，它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抓住主要矛盾、确定主要目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游击战争的胜利。井冈山时期正是多次运用“十六字诀”战略战术，从而积小胜为大胜，最终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使之迅速燎原整个中国大地。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途中的一次战役。在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途中，也即是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时，就遭受了极大损失，部队从85000人减少到3万人，史称“湘江战役”。中央红军随后选择了敌人兵力较弱的贵州，进入贵州并占领遵义后，召开了著名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有了话语权和指挥权的毛泽东，在随后的四渡赤水之战中，充分利用蒋介石与王家烈、刘湘等军阀之间的矛盾，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可见，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尽管中央红军多次险象环生，但因为毛泽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并围绕这些矛盾和问题，确定目标，然后再正确地执行和巧妙运用“十六字诀”避实击虚、适时进退的游击战术，从而使整个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并终成一气呵成之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扭转了被动局面。其精妙与精密之处，是毛泽东对四渡赤水之战进行军事理论思想指导的又一个成功体现。
二、“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不打无胜利把握之战”——这是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对四渡赤水之战奇迹的一次成功演绎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一开始就处于强大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所以，只能是实行游击战争。毛泽东说，五指伸出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与强敌作战就要避实击虚。因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不硬拼，不死拼，不打无胜利把握之战。”几乎成了红军初期的主要作战原则，直到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还把“十六字诀”升华为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其次，我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我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我军的战略计划。最后，我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我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中央红军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毛泽东率领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十六字诀”战略战术，牢牢把握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三、机动灵活、穿插自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对四渡赤水之战综合指挥能力的一次成功检验
在毛泽东整个军事思想中，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导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则是毛泽东关于整个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思想的精髓。四渡赤水之战因为正确地执行了“十六字诀”游击运动作战的方针，同时还将毛泽东游击运动战的军事思想发挥到极致。从而使运动战贯穿于整个四渡赤水战役中，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独特风格，体现了他领导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还使得毛泽东综合指挥能力经受了一次成功检验。因而使毛泽东把四渡赤水看成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军事指挥能力的严峻考验。首先，遭遇了土城战役这一场恶仗。尽管敌军遭到红军的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而且没有取得较大的战果。其次，遭遇了部分官兵对走“弓背路”还是“弓弦路”的疑问。四渡赤水进行期间时间较长、战线也长，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久，再加上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红军出于战时保密的原因，不可能将所有行动计划都及时下达，导致部队官兵中有人误认为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些情况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的指挥能力却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如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也是如此，土城战斗使川军急先锋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再如，关于四渡赤水之战中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的问题，虽然整个部队常常飘忽不定，长久作战和长久行军使红军疲惫异常，但四渡赤水的战略大机动却终于为红军争来了极为宝贵的战场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