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对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这一行动，后来的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称为“长征开始”。其实，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开始并不是就叫“长征”。当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没有称其为“长征”。到了1934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统称为“西进”，使之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代名词。
江西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事实上，“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据中央档案馆梁慧荣的考证，“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的说法。但笔者通过最近的考证，有以下新的发现——
王明1934年11月最先在讲话中使用“长征”一词，但不是指中央红军开始的战略转移
据目前查证的文献史料发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曾最先使用“长征”一词。1934年11月，他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曾把1934年夏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但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等地的大功率电台遭敌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己开始战略转移，他所称的“长征”仅是指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战略突围行动，并非指中央红军开始的战略转移。而此时已经开始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因此，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或“西征”，并没使用“长征”这个称谓。
红军在1935年2月转战贵州习水时发布的布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长征”这个称谓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由川南“渡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指挥红军向着位于黔川边境线的习水、赤水挺进，拟从赤水县城附近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由泸州、宜宾区间渡江北上。由于在习水县境内遭到了川军的堵击和追击，中革军委决定一渡赤水河，转移到敌军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寻机北渡长江。由于各路敌军又向川南、滇东北扎西地区紧缩包围，中革军委决计以退为进，重返黔北，在运动中以消灭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重新开创新的局面。
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安排部署，1935年2月11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二渡赤水，回师东进贵州。2月23日，党中央、中革军委进至习水境内良村镇的吼滩村。在这里，红军总政治部为配合动员黔北的工农民众积极支援红军消灭黔军王家烈和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书中说道：
《告工农劳苦群众书》
“遵桐湄黔北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干人们！
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消灭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白军全部，推翻了国民党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我们现在转回到黔北来，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军阀——贵州王家烈及蒋介石主力的周(浑元)薛(岳)纵队，……我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的一切干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创建黔北苏维埃，最后推翻军阀官僚绅粮的反动统治，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由此可知，红军总政治部通过发布的这份《告工农劳苦群众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这个称谓，并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了正式公布。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张爱萍创作的两首诗词中，印证了红军指战员长征在遵义期间就已开始使用和传播“长征”这个称谓
娄山关战斗
1935年2月23日，中革军委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决定发起遵义战役。24日，红军袭占桐梓县城。25日，打响娄山关战斗。通过一天激战，红军夺取娄山关，逼进遵义城下。27日晚，红军趁胜夜袭占领遵义城。28日，与前来救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激战，将敌人击溃到乌江北岸。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共歼灭黔军八个团，打垮中央军两个师，缴获枪支2000多支，俘虏敌人3000多人。时任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的张爱萍，率部参与了娄山关战斗，并作为前卫，率先袭占遵义城。在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激战中，张爱萍率部扼守遵义主峰老鸦山，为整个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遵义战役后，红军全军振奋，处处召开祝捷会，赋诗作画，讴歌胜利。1935年3月4日，随三军团在鸭溪驻地参加祝捷大会的张爱萍，也满怀喜悦之情，填写了《西江月·遵义大捷》一词：
“抢夺娄山天险，
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
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
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
远望万山横亘。”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张爱萍更加怀念牺牲的战友。在另一首题为《七律·悼念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同志》的挽诗中，他沉痛悼念1935年2月27日在攻打遵义城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萍：
“长夜沉沉何时旦？
黄埔习武求经典。
北伐讨贼冒弹雨，
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
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
三军征途哭奇男。”
在这两首诗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长征”这个称谓。这表明，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2月23日在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首次提出的“长征”这个称谓，即已在红军指战员中开始了传播和使用。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5年5月在四川彝族地区，以朱德总司司令名义颁布的布告。其中第一次提到“万里长征”。
紧接着，正如中央档案馆梁慧荣的考证，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再次使用了“长征”这个称谓。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亲自起草的与张国焘、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说，“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红四方面军最早使用“长征”这个称谓。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也用到了“万里长征”一词。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所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二万余里长征”。9月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南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说：经过二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长征胜利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慷慨激昂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使“长征”一词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和传播。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