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鲁班场作战和三渡赤水的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再次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合围，并调动敌人为在战略上由“赤化贵州”变为迂回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战役上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让敌人的“堡垒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躲着敌人走变为牵着敌人走，特别是毛泽东还准备把滇军也给调出来，为迂回北上扫清障碍。
一、因情而变，谋局布阵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后，蒋介石是暴跳如雷、气急败坏，急忙于3月2日由武汉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和指挥对中央红军新的更大的围攻。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蒋介石一方面令驻川、黔各军统一都由他亲自指挥，未经他的许可，没有他的手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擅自进退。另一方面，他又拿出了在江西对付中央红军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堡垒战术，要求各部队采取碉堡围困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首先抑留中央红军于乌江以北地区，尔后南守北攻，步步紧逼，将红军围歼于鸭溪、遵义这一狭小地区。其具体部署是：西面 ：周浑元纵队的主力3个师进至鲁班场，并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取守势 ；川军一部从古蔺出发向东南方向实施进攻；北面 ：黔军一部兵力沿土城、赤水一线布防待机 ；川军郭勋祺部的三个旅向桐梓、娄山关方向实施进攻 ；东面 ：吴奇伟纵队的主力和黔军一部沿乌江南岸布防，休整待机，王家烈的主力部署在打鼓新场，滇军孙渡的三个旅进至大定，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包围圈。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命令湘军何健的四个师和桂军廖磊的三个师分别沿乌江东岸和黔南地区布防，阻止中央红军向东或东南方向前进。
中革军委面对敌人的这一部署，经分析研究认为，遵义大捷打开了黔北战场的新局面，创造了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有利条件，为此，应乘势进一步主动扩大战果，集中力量歼灭对占据影响最大的北面川军郭勋祺部或中央军周浑元部，从而加速实现“赤化贵州”的目标。事后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在是有些过分乐观了。因为，遵义大捷虽然对黔军造成了重创，但是，总体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特别是3月3日，娄山关遭敌偷袭而意外失守之后，整个形势对红军就更加不利了，因此，中央红军在北歼川军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便使用一部兵力在板桥以北阻击南下之敌，而主力则西出，准备在遵义、仁怀及其以南地区寻歼周浑元部，以争取较大的活动空间和主动。
二、灵活机动，渡河诱敌
3月5日至9日，中革军委计划以红9军团在板桥以北阻击北面进攻的川敌，而主力则西进，准备先后在白腊坎和长干山地区寻歼可能东进的周浑元部。
3月10日，林彪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了继续以红9军团在遵义以北和以南地区阻滞郭勋祺、吴奇伟部，集中主力攻歼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以此来调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进而求得决战的方案。对于这样一个方案，当时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表示同意，唯独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赞成。据周恩来同志在《忆长征》一文中回忆道：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这个方案太冒险，他判断要打肯定是攻坚战、要啃硬骨头，如此一来，红军就无法很快结束战斗，就很可能会被王家烈、孙渡、周浑元和郭勋祺的部队所包围，难以脱身。然而，不管毛泽东怎么解释，始终无法说服大家。会后，冷静下来的毛泽东于当晚主动找到负责拟制具体作战计划的周恩来同志，建议他尽可能地迟一点签发作战命令，等敌情侦察结果出来了以后再说。果然不久情报部就送来了黔军第9旅已于10日退守泮水和滇军孙渡的三个旅也将可能于12日陆续进抵打鼓新场以及敌企图以黔、滇两军吸引中央红军，以周浑元、郭勋祺两部进行侧背夹击的报告。
为此，中革军委于3月11日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同时决定放弃遵义，集中主力，准备转移。
通过打鼓新场这件事，使中央红军指挥权不集中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主要表现是动不动就召开十几人甚至是几十人的扩大会议来研究军事问题，这是难以及时作出决策的，也是很容易贻误战机的，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以此事为契机，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代表中革军委全权负责指挥作战，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央红军能够顺利渡过这一极其艰难险峻的历史关头提供了组织保证。
3月13日，中革军委计划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通过围歼位于泮水的王家烈部，调动周浑元纵队前来增援，寻机在五马口地区将其歼灭。但是，这一计划又因为黔军是一触即退而再一次未能所愿。由此可见，创造战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采取多种手段使敌人由静变动、由聚变散、由强变弱，为运动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至此，虽然中央红军先后四次在白腊坎、长干山、泮水和五马口地区寻歼周浑元的计划都没有能够达成预定的目的。但是，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他预料红军今后将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如果这样他认为将会失去一次一举歼灭红军的有利战机，于是，决心改“南守北攻”为“东西防堵，南北分进合击”，命令各部队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决不能让红军运动作战。
面对这一变化，中革军委决定将计就计，继续在黔北地区徘徊，以诱敌迫近，再寻战机。
3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围歼位于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具体部署是 ：以一部分兵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北面进攻之敌。集中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及干部团由林彪指挥，从右翼实施突击 ；以红5军团和红3军团一部由董振堂指挥，从左翼突击该敌 ；企图左右夹击，一举拿下鲁班场，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有利地形作为转移的枢纽。作战从15日上午10时一直到晚上20时，双方打得十分惨烈，尤其是在团标寺山和白家坳这两个方向的作战最为激烈，仅在团标寺山前约四百公尺左右的开阔地上，红军就利用敌人砍伐的大树作掩护勇猛反复地发起冲击，攻克敌人的碉堡，消灭100多人，鲁班场作战共歼敌300余人，但是，由于敌人3个师12个团集结在一起，（我军14个团）并且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70多座碉堡，特别是再加上周浑元亲自督战，从而给中央红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双方最终打成僵局、形成对峙。此时，敌人的援军吴奇伟纵队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其他各路敌人也在一步步逼近。
鲁班场战斗纪念碑
为了避免陷入被动，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当晚挥师北上，进占仁怀。3月16日，红军开始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挺进川南，并且开创了使用五发机关枪子弹就击落一架敌机的先例。此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派出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公开摆出一幅要北渡长江的架式，诱敌西进，而主力则于19日进至大村、铁厂地区后隐蔽待机。
三、破敌围剿，争取主动
从3月2日到19日，中央红军通过灵活实施机动，不断创造战机，将敌对我的一个大围剿，变为我对敌的多次小围剿；将敌对我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不仅再一次成功地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且基本掌握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规律，尤其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的数次交手中，已经渐渐地占据了主动。据有关资料介绍，毛泽东在鲁班场作战和三渡赤水后，对下一步的行动已经胸有成竹。
不过，也有人认为鲁班场作战并不是毛泽东为了三渡赤水主动所为，而是被逼无奈的鲁莽之举。事实究竟如何？毛主席自己从未对此战作过评述。本人认为，发起鲁班场作战是不是主要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如果能够歼灭或重创周浑元，则能迅速地粉碎敌人的围攻，摆脱被动，开创建立新苏区的有利局面 ；二是如果不能取胜，至少能震慑敌人，为下一步转移创造条件。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红军是想打就打，想走就走，看似被动，实质主动，而敌人则是避战不成，被动挨打之后一连3天躲在工事内，不敢出来追击，为红军西渡赤水赢得了宝贵时间。
鲁班场战斗遗址
那么，把鲁班场作战和三渡赤水的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再次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合围，并调动敌人为在战略上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让敌人的“堡垒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躲着敌人走变为牵着敌人走，特别是毛泽东还准备把滇军也给调出来，为迂回北上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