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地区后，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他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2、红6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还集中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地位并不巩固，特别是土城战斗失利后，毛泽东的处境更为艰难。
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到达遵义以北的土城镇，得悉尾追之敌只有两个旅4个团，且土城地形有利。因此，毛泽东提议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打一仗，围歼追击之敌川军郭勋祺部，确保顺利渡江。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一致同意。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为了打好这一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刘伯承参谋长亲临红5军团指挥。28日早晨，土城战斗打响。红军广大指战员充分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浴血奋战三四个小时，虽予川军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增援迅速，战斗不仅进展不顺利，而且红5军团的阵地已被敌军突破，红军遭受很大伤亡。敌军占领了有利阵地后，迅速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推进到土城镇以东的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形势十分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决心亲临前线指挥。朱总司令上火线后，亲自率领红1、红3、红5军团和干部团向敌军发起了英勇的反击，连续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稳住了阵地。但是，尾追的川军一部又咬了上来，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同时，毛泽东发现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8个团1万多人，与红军投入的兵力差不多。因此，他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等主要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 ：根据目前的敌情，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为了摆脱僵局，争取主动，必须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沿古蔺、叙永等地北上，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向川西地区进军，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实行总反攻。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1月2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的领导和指挥下，从赤水河的土城、猿猴场、太平渡等渡口，顺利地渡过赤水河。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青杠坡战斗
红军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川南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并规定上起滩头下至宜宾、江津，沿江“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戈江面”，严防红军偷渡，并令川南“剿匪”军总司令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主力向川南追击。形势表明，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决定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进军，已经非常困难。同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原定战略计划，久留此地待机渡江，也将会陷于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进行机动作战，并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
中央红军进入川黔滇边界地区后，国民党军纷纷西渡赤水河，进行围追堵截，而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因此，毛泽东当机立断，为了歼敌，命令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据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于2月18日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黔北进军。当时，毛泽东为了迷惑敌人，命令红1军团以1个团进入古蔺地区，大造“打过长江去”的舆论，迟滞川军南下。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往返赤水河，从形式上看是被动的，但实质上是主动的。它调动了敌人，避免了损失，争取了时间，休整了部队。但是，当时许多指战员，特别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实行的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抵触情绪很大，常常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因此，中革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935年2月16日发布《告全体红军战士书》，强调：“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后，出敌不意，声东击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横扫1100里，攻占了桐梓和天险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二渡赤水
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遵义、娄山关、桐梓再度失守，顿时暴跳如雷，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随后，他决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飞抵重庆，亲自督战。
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寻歼敌军主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果然，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良机，遂急令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 ；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2纵队周浑元部主力3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取守势；第3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 ；第4纵队王家烈一部集结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吴奇伟部4个师（其中2个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同时，他还命令第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3月15日下午，红军对鲁班场之敌发起总攻。但由于周浑元接受了遵义惨败的教训，命令所属部队缩在碉堡里不接战。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川黔滇边区已经难以达成大量歼敌的目的，唯有再渡赤水河，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把敌军从碉堡里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其实，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对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成竹在胸。他曾对刘伯承讲：“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3月16日，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并采取白天渡河的办法，故意虚张声势，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西渡赤水河进行追击，尔后东渡赤水河，迅速南进，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圈子。
四渡赤水河当国民党军主力纷纷西渡赤水河后，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困未成”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迅速、坚决地折而向东，于3月21日由二郎滩、太平渡地区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寻机南渡乌江。当时，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前进，摆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姿态。红军主力东渡赤水河后，沿着遵义、仁怀大道迅速南进，巧妙地与敌人相对而行，并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挥师向南疾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一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川南。同时，为了吸引国民党军北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向南急进，红9军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伪装主力，在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地区积极开展活动。
后来，时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这时主力疾趋南下，我军团旋即投入战斗，在金沙县的马鬃岭，大造声势，故作姿态，以诱敌上钩。”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南渡乌江，胜利地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圈子。四渡赤水之战证明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也是两军最高统帅部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直接较量。红军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攻防、打走、进退、集散等作战行动上，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迷惑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并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十分被动；而自己则纵横驰骋，走打紧密结合，走得神速，打得主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来源：《党史博采》2016年第4期 作者：徐占权 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