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从1935年1月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开始,至5月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4个月。由于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使3万多中央红军粉碎了40余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也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它为我们如何打赢劣势装备下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现代高科技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获得信息优势与制信息权决定着战役战斗的胜负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面对极为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大大强化了通信联络体系,用于增强对红军的指挥控制。战役期间,中革军委配有5部无线电台,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各有2部电台。这十几部电台,不但数量少,组装简陋,而且输出功率小，最大的为15瓦,最小的只有5瓦，通信距离最长不过百多公里。在每一次大的战斗部署中,毛泽东都对通信联络的组织原则和实施方法给予详尽指示和具体规定,如电台间的互相联络如何组织，机动电台如何派遣,各部间的电话线如何架设,敌方长途电话线路如何利用,部队间距较远时,在中间如何建立一处或数处通信站(所),负责徒步传递信息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达300余份，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红军既放得开，又收得回,未出现派出的机动部队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的情况，从而保证中革军委的决心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四渡赤水（油画）
注重获取敌军行动情报,为指挥军事行动定下决心。情报是一种过滤后能直接作为作战依据来使用的信息。它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关键。为加强情报侦察,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刘伯承负责情报工作。红军搞侦听的电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红军译电员整天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了解敌情。1935年2月龙云就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后,向所辖各部发出作战密电,认为红军有“西窜渡横江之势"，决定要把红军“压迫而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红军破译了这一电令,在扎西会议上，根据东边敌军薄弱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方针,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先后击溃和消灭敌军2个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
由于掌握了战场的制信息权,获得信息优势,红军虽然人数少装备差却照样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而信息的短缺和误导使得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直接导致了在战场上的处处被动。毛泽东采用信息保障措施,注重情报工作和加强信息防护,获得信息优势与战场的制信息权,赢得了战役战斗的胜利。这就昭示出,在新军事变革中,尤其是信息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条件下,能否拥有比敌方更强的情报搜集与评估能力,信息传输与通信能力,信息处理与指挥控制能力以及信息防护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斗争的结局。
二、高度机动是化解敌方优势,赢得战机的重要环节
为了战胜敌人，须有高度的机动性。机动是为夺取和保持主动或形成有利态势而有组织地迅速转移兵力兵器的行动。遵义会议后,为利于运动战,红军各部队进行了轻装和整编，丢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在指挥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强调: “红军必须经常移动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央红军在黔北大捷后,为了达到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作战目标,不是采取重返川南,由宜宾、泸州一线北渡长江的直路和老路,而是采取大迂回的运动战,走了一条弯路和新路,从滇北渡过长江上游金沙江，到达四川境内。不明个中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包括许多高级指挥员都对红军的行动产生了错觉,发生了误解,甚至还出现了林彪因为红军不走“弓弦”却走“弓背路”而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当时“在三人”小组里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转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以高速度的机动，实现作战效能的倍增。毛泽东抓住调出滇军,云南境内十分空虚的时机,率领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直插云南,使龙云极为惊慌,急令各地保安团前来昆明守城,为红军夺取金沙江渡口顺利入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指出,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其目的,有为了诱敌深入,有为了避实击虚,还有为了调动敌人。毛泽东批评那种不愿走,不愿退却而仓促应战的做法,打和走，是技术条件落后的军队的作战特点，也是军事指导的长处。特别是在空间狭小局促,处在占有人数优势和技术优势的敌人包围的环境下,以走为主要形式的高度机动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高超的指挥艺术造就军事斗争奇迹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说: “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在川滇黔边的广阔战场上和流动不定的战线上,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实行大踏步地前进与后退,避实击虚，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当有把握歼灭敌人时,则以坚决的进攻歼灭之。当敌人密集靠拢，蜂拥而至,形势对红军不利时,则以大踏步地前进与后退，迅速脱离敌人。如川黔边境的土城之战,红军最初只了解到土城有4个团的敌军，约六七千人。在战斗过程中红军才发现敌军是8个团的兵力, 1万余人,而且是战斗力比黔军更强的川军,加之敌人援兵陆续到达，地形于红军也十分不利。毛泽东根据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认为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红军损失太大。于是,他果断地决定放弃土城,西渡赤水进入川南,从而避免了一场无必胜把握的消耗战,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
从第四次渡赤水起，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折,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然后声东击西兵临贵阳,接着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虚南实北巧渡金沙江。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再不得不为实现既定目标发动攻坚战的那套僵死模式，而是随机应变避实就虚,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为目的。当今的高科技战争，战场情况更为复杂、快速多变,利用信息技术迷惑、干扰对方的手段大大增强。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和作战的指挥员,就更需要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来提升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可以说,随着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战争制胜的主观指导的因素，其地位不是降低而是明显提高,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依然能够造就军事斗争奇迹。
毛泽东四渡赤水指挥艺术创造了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的奇观,在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中,继承和发扬这一巨大财富,对于把握人民战争的时代脉博，加快人民军队信息化建设步伐,造就千千万万高级军事指挥人才,打赢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依然是十分有益的。
（来源 《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23卷 作者：贺养平 肖云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