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平生的得意之笔。进一步巩固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有力地推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因四渡赤水而彪炳史册，四渡赤水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本文试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角度，发微探幽毛泽东与四渡赤水的特殊情缘。
1935年3月4日，毛泽东被任命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取得了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这一任命，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但军事领导的集体体制还在。这导致这一任命没过几天，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直接演变成毛泽东的一场“下课”风波。
事情发生在三渡赤水前夕。红军攻占遵义城后，先后准备乘势打击周浑元纵队肖致平、谢涛福两师和吴奇伟部，均因敌人怯战未果。中革军委决定主力西进，进攻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苟坝。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苟坝村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当日1时，朱德突然接到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发来的红军行动建议急电，电文如下 ：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十三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十一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孔于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十日一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觉得林彪的意见可行。他认为，“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如果打下这个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
然而，毛泽东看了电文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苟坝，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的特别注意——“王纵队（王家烈）仍集结在打鼓新场，筑碉警备……匪如折窜打鼓新场黔西之线，我王纵队迎头痛击之，不论匪窜何处，各部队应努力协同，勿使匪主力之逃窜……”“滇军孙司令渡呈龙鱼亥电……钧令饬克日率部先行向新场前进。”“蒋委员长划乌江至金沙江为四道防线……顷接委座文已电来，现拟将匪殄灭于乌江赤水之间，特规划剿西窜部队如下：……由赤水县起，经太平渡、沙滩、毛坝场、三重堰、打鼓新场至黔西为第一线……”毛泽东判断，这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而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并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3月10日当天，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了近二十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率先发言支持林彪的建议。朱德的意见得到众人的支持，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认为打打鼓新场，牵动不了蒋介石的“牛鼻子”。因为蒋介石早就有吃掉王家烈、吞并贵州的想法，正好借红军的手干掉王家烈。红军打王家烈，调动不了蒋介石的主力和注意力。两败俱伤，蒋介石将“螳螂捕蝉”，后发制人。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大家还是一致通过要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着急地说：你们要我当前敌总指挥，又不听我的！既然如此，我就不干了！
王稼祥见状，也来了气说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毛泽东说完，气呼呼地走了。毛泽东的离去，众人并不理会。经过表决，会议不仅采纳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而且还作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就这样，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才担任的军职，刚一个礼拜，又由张闻天根据大多数人的表决意见给撤掉了，由彭德怀暂代。
会后，毛泽东想了又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做会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在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正在此时，周恩来收到了军委二局送来的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前进，滇军鲁旅由黔西也向新场前进，滇军安旅、龚旅跟进……”“红军如进攻新场，周敌与川敌有向红军侧背夹击之势……
根据新的情报证实，毛泽东的认识的确高人一筹。如果红军进攻打鼓新场，在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滇军孙渡和川军郭勋祺纵队，红军将面临蒋介石在黔五个纵队的夹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制止了这个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向打鼓新场方向进军的红三、五军团。3月11日一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说服了大家，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恢复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会后，军委发出《关于不进攻新场的指令》，解释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要求红军集中于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这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毛泽东进而向张闻天、周恩来提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张闻天也认识到昨天那事处理失当，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自己不懂军事，但因为是总负责，却要不断地主持军事会议，这一段来已颇感不顺和吃力。天天要打仗，天天都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新“三人团”名单排列以毛泽东为首，表明毛泽东不再是遵义会议确定的“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成为了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三人团”领导。虽然这时中央总负责人是张闻天，但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新“三人团”就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
遵义会议后这场风波，在毛泽东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的“多谋善断”时，还拿这件往事来做例子。他说：“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这场风波，使毛泽东戏剧性地作为红军最高首长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标志着遵义会议组织调整工作已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