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是长征史上光辉的篇章，中央红军彻底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关键。朱德在这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朱德熟悉西南地区地理、民情和军况，为四渡赤水战役提供了有利条件。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反西南军阀唐继尧战争时，足迹往返多在云贵川边，对其间的地理、民情和军况极为熟悉。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长征之前曾六次往来滇北蜀南。
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是运动战的基本特点，而开展一场运动战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拥有一片广大而又熟悉的区域。四渡赤水是在云贵川边进行的,此间河流众多，水流湍急，山势陡峭，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少数民族众多，且部署有川军、滇军、黔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几十万敌军，被蒋介石称之为红军的“绝地”。红军能够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地”里发起大规模的运动战,正是借重了总司令朱德十分熟悉这里的地理民情敌情。正因为有了知彼知己的朱总司令， 中央红军才能在这崇山峻岭之间，纵横驰骋，时隐时现，避实击虚，成功地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不仅巧妙地走出了“绝地”，而且还大量歼灭了敌人，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
其次，朱德擅长运动战，出色地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他在制定战略方针、作战计划以及作战部署方面都起到了主要指挥者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贵川边时，朱德任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据1932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联名向中央局提出的“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的建议，朱德担任的总司令、军委主席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虽然自1934年11月起李德独揽了军事指挥权，但在1934年12月11日、18日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先后否决其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后，指挥权已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会议决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周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此时，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还只是对总政委的协助。直到1935年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才参与了对军事的直接领导。到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毛、周、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时，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可见，从1934年12月18日到1935年3月11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军委主席，既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 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在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毛周王三人小组。此后，红军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等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从职务分析来看，朱德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或后，都是主要指挥者。
朱德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其术科尤为出众，毕业后曾多次用灵活机动战术以少胜多。后赴欧留学期间，他仍努力钻研军事，尤注重对游击战术的研究。当苏联教官问他如何打仗时，他回答说: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说明朱德在早年的军事实践和理论方面都重视游击战、运动战,并成为他的基本思想。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他把南昌起义余部成功地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围剿，并在反围剿胜利后，将其基本思想发展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红军战术原则。朱德始终要求在战略上处劣势的红军，一定要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临时中央局令朱德、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攻打敌重兵坚守的南丰城。初战失利后，朱、周毅然改对南丰的强攻为佯攻，主动率主力退却到宁都以东地区隐蔽集结，调动敌军东奔西窜，在运动中歼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此前,毛泽东因受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指挥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其中又以朱德为主要指挥者。可见，朱德既有对运动战的较高理论修养，又富有指挥红军主力打运动战的经验。
朱德深谙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因此，他积极参与制定四渡赤水的战略方针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作出的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仅隔三天，朱德为首的中央军委在紧张的运筹谋划后，就提出了完全贯彻中央战略意图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了红军的基本方针是在由黔西北地域经过川南渡过长江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边活动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次反攻，并争取赤化四川。朱德估计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顺利渡江北上，一是渡江受阻后则应渡金沙江北上。该计划的估计与后来战情变化几乎完全一致,足见其准确性、预见性之高远。朱德制定出这份详细而又准确的作战计划后，还具体指导作战部署。他在1935年1月20日电令各军团“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两天后，他又电令各军团“接近赤水河时应查明渡河点及其下岸上岸的地形和架桥占领左岸的要点，并规定各军团执行任务的地段”。朱德精心的计划与周密的部署，使中央红军于1月29日胜利完成一渡赤水战役。从此，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准备实施渡江北上战略计划。
1935年2月，当各路国民党大军涌向川南时，朱德已从容调出中央红军，在滇北集中、整顿，并在扎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其他领导人达成了“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的共识。当蒋介石寻得红军踪迹，令川、滇军企图南北夹击滇北红军时，朱德已于2月11日命令红军离开滇北向川南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使中央红军再次化险为夷。随即朱德在2月15日致各军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二渡赤水战役的主要作战目标——“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而且还确定了渡河地点和渡河后的进攻方向，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这实际上为二渡赤水制定了详细计划。为使红军接受运动战、认识运动战，朱德还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概述了运动战的基本特点，使红军理解了运动战，克服了一些消极情绪，为二渡赤水战役作了思想准备。1935年2月18日，中央红军一举渡过赤水，并按朱德电令进攻桐梓、娄山关、遵义,连战皆捷，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伟大的胜利。二渡赤水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既坚定了红军打运动战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夺取三渡、四渡赤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在遵义地区消灭红军。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的敌人，然后在3月16日至17日出其不意地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古蔺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将北渡，遂故技重施,调动大军云集川南， 企图围歼红军。但朱德在3月20日即电令红军出敌不备折而东向， 限定各军团于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至赤水东岸，随即指挥红军于21日至22日完成了四渡赤水。整个四渡赤水战役，朱德都积极参与制定战略方针，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及时制定作战方针、计划，及时下达战斗部署， 从而在指挥上保证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据统计，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仅军委总部与各军团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其中由朱德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电报达200多份以上”。
朱德不仅极其熟悉西南地区地理民情军况，为四渡赤水战役提供了胜利的前提，而且还给予战役全过程以全面的指挥，为四渡赤水战役提供了胜利的保障。因此，朱老总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来源 《四川党史》1997年第3期 作者：蒙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