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2年底，红军就已经发明了“秘密武器”，中央军委二局已经能够破译敌军密电。原中央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写于1988年的万言回忆录《玻璃杯》，第一句话就说 ：“毛泽东说 ：‘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邹毕兆回忆 ：“1932年11月16日，曾希圣局长、曹祥仁同志一举破译敌台密码，无异于发明了秘密武器。他们两位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我是参加曾局长、曹祥仁他们破密码，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从此以后，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
曾希圣原是中央特科干部，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出任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他在红军各军、师年轻的译电员中优中选优，18岁的“数码脑袋”曹祥仁于1932年5月调入，17岁的“好脑袋”邹毕兆于1932年12月调入。他俩都读过私塾，有国学功底，思维敏捷，对数千组数码背诵如流，不仅能收电译电，而且都能独立破译敌军加密后的密电。
破译敌军密电，这是世界无线电侦察的最高层次。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还具体回忆了破译密码的方法。我们惊奇地发现被彭德怀亲切地称为“好脑袋”的“红小鬼”邹毕兆，已经使用了在《密码分析学》中被称之为“综合分析法”“频率分析法”“复合猜字法”“归纳破译法”等四种破译方法。因为破译任务繁重，中央也曾多次增加破译人员，但后来者都因不会破译，退回原单位。所以，从1932年直到长征结束，中央红军能够破译敌军密码的只有曾曹邹三人。
红军破译了敌军密电，中央领导多次下令“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总部机关也不能议论”。军委二局也有保密规定五不准：不准保留破译敌人密码的底稿 ；不准报务人员在机上谈话 ；不准和联络人员以外人员沟通 ；不准向任何人（包括父母、配偶、子女）透露任何有关破译密码的消息 ；不准在外用部队或机关名称。正是这些严格的“五不准”保密规定，保障了红军的安全。
1933年，周恩来、朱德亲自为“破译三杰”挂上红星奖章。其中曾希圣是二等红星奖章；曹祥仁、邹毕兆是三等红星奖章。全国红军被授予一、二、三等红星奖章的只有166人。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贵州土城推进，按照中央决议准备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1月28日清晨，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当时对敌情判断不准，原计划歼敌2个旅。可是越打越多，远远超过了预计的2个旅。
为什么没有掌握好敌情？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的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有关土城战斗和破译密电的最为详尽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刘湘在川南有十个旅，要实现渡江，必须消灭刘湘的若干个旅。1月27日，红军主力进到土城，郭勋祺的第三旅从温水尾我而来，后续还有潘佐第四旅，稍后还有廖泽旅。于是得先消灭郭勋祺旅。由于事先二局没有侦收到郭勋祺的电报，对敌人的兵力估计不足”。
28日下午3时，复杂的川军密码终于被破译。邹毕兆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边收报边破译。郭勋祺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把密码破译出来了”。他们不仅破译了郭旅密电，同时破译了整个川军密电。发现 ：“郭旅虽被击退，但仍退守岩石山。且敌潘旅已加入战斗，廖旅亦在其后。29日继续战斗，势必有敌三个旅，而赤水、合江、古蔺的章安平旅、刘兆藜旅、达凤岗旅等三个旅必从北面合击我们”。
中央收到二局最新报告后，28日下午5时召开紧急会议。因为破译了川军密电，这才把敌情完全弄清 ：红军周围已布满了十余万敌军。毛泽东看到《密息》之后，当机立断，立即改变作战计划，跳出了重围。这是红军生死之战，破译敌人密码之后，才让红军睁眼看到战局危急，从而绝地逢生。
博古回忆 ：“3月4日，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二局）一科（破译科），直接掌管（敌军）电台的通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邹毕兆回忆：“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并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毛主席深入到我们军委二局，不仅亲自批阅密电，还和我们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因为加班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有人生病，还有雷永通同志被敌机炸伤，都坐过毛主席的担架,我也坐过一回。钱江误食野菜中毒昏迷，毛主席把坐骑老黄马给他，救了他一命”。
毛泽东高瞻远瞩，棋看五步。二局侦收员钱江回忆 ：“1月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3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
1935年2月上旬，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军委二局夜以继日，连续侦收、破译敌人密电，其中7——10日的四天内，就连克敌军6本新密码，为中央军委提供了上至蒋介石、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踪。毛泽东总揽全局，以过人胆识、弥天大勇提出绝妙一招：“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二渡赤水，正好击中敌人软肋。中央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横扫200里，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子弹30余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至关重要。它不仅让遭受重创的红军得到喘气、恢复、补充、能够再战，而且让红军全军上下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眼光的远大、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毛泽东对“绝密武器”的应用，通过磨合，也更加得心应手。
两军决战岂止在沙场。邹毕兆说 ：“共产党长期破译国民党蒋介石的密码，好似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这句话就是“四渡赤水之战” 最生动的写照。
1935年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这是一次全军佯动。红军在茅台镇架设2座浮桥，大摇大摆地渡河，目的就是调动敌人从黔北到川南。敌人果然中计，敌军飞机如获至宝地报告蒋介石。3月19日，破译科在古蔺大村镇连续破获敌军3本新密码。多份落款“中正”的密电揭示 ：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已知红军位置，派兵跟进。三渡赤水时，毛泽东又密令工兵在太平渡、二郎滩维修二渡赤水时的老浮桥，为更加精彩的四渡赤水拉开了序幕。
1935年3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当晚发出密电，调动多达40万大军围堵，一窝蜂追来。
蒋介石于1935年3月21日24时拍发给龙云的密电，22日1时被红军同时侦收，22日13时被破译后送到毛泽东面前，22时变成红军总司令部的《敌情通报》。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兵力部署，竟然在红军系统与蒋军系统同一天下达，同一天呈现在两个正在厮杀对垒交战的军队多级指挥官面前。
毛泽东早已得到二局密报 ：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贵阳防备空虚，仅有九十九师的4个团。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立即掉头南下，直逼贵阳。蒋介石听说红军直奔贵阳而来，越看越像是一个“斩首行动”，心惊肉跳，急令各路人马火速到贵阳救驾。
不仅如此，4月2日，二局破译蒋介石密电有“显有东窜之势”的话语。毛泽东又知微见著，火上浇油，让蒋介石错上加错，再派出一部兵力，向东方瓮安方向佯动。蒋介石愈发坚定了他的错判：红军要到湘西！紧急命令各路国民党军向东“星夜驰进”，“均至瓮安附近会剿”！邹毕兆回忆 ：“由于红军佯为东进，孙渡的滇军三个旅竟向贵安东开。蒋介石的军队全数东调，去布置一场战略大决战。毛主席也正要诱使敌人尽量向东调，去的越多越好，蒋介石做的与毛主席希望的竟弄到一块去了，只是最终目的不同”。
4月9日，两军无线电嘀嘀声仍然不绝于耳，密电破译却是无声无息。中央红军在贵阳以东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贵阳、龙里之间敌军防线30公里的空隙中穿过。一时间，国民党150个团、40多万大军，都按照蒋介石密电日夜兼程东进,目标是围歼“朱毛红军”；而作为被围歼目标的“朱毛红军”三万将士，在蒋介石眼皮底下，按照红色电波的指引，以日行120里的速度，朝向贵州西南进军，目标是经云南北上抗日。被毛泽东“声东击西”妙计牵着鼻子走的蒋介石，直到4月23日，红军已经进入云南，才大梦初醒。
红军长征，随时都在运动中，绝大部分情报来源靠破译敌军密电。正是破译了这些密电，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基础和保证。毛泽东说：“二局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为军委二局定性 ：“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习近平总书记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