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过去，历史学者结合决策制定、毛泽东指挥艺术、情报保障等角度，对战役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本文旨在从毛泽东处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入手，探讨四渡赤水的作战指导问题。
一、正确处理“走”与“打”是红军作战指导的关键
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战争胜负对于红军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红军在数量、技术、资源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要想取胜，必须在作战指导上胜出一筹。毛泽东依靠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带领红军以弱胜强、发展壮大，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其中的关键在于，他正确地把握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
(一) “走”与“打”是红军作战行动的两大主题
毛泽东把红军的机动和作战，形象地概括为“走”与“打”。红军面临的战争特点，决定了“走”与“打”是红军作战的两大主题。红军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经常面对优势国民党军分路推进的正面进攻。要打破“围剿”，红军必须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几路，打乱其整体进攻部署，打击其作战信心。由此，“打”是红军作战的基本要素。另外，红军作战方向是不固定的。当一个作战方向受限制后，红军必须转移至其他方向，以防邻近国民党军的支援、包围，从而保存力量，寻求新的战机。因此，红军“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必须灵活机动的“走”来争取主动。“走”与“打”缺一不可、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红军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二) “走”还是“打”随战略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个时期内，“走”与“打”不是并列的，而是以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两者主次关系的确定、转换，取决于红军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不同，军事斗争的主要矛盾也不同，由此带来红军作战行动的基本形态必然不同。在创建根据地时期，红军以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为战略目标，红军防御、国民党军进攻为主要矛盾。红军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首先实行战略退却，以“走”实现“诱敌深入”、战役集结，为“打”储存军力; 进而转入反攻，以“走”来避强击弱、捕捉战机，为“打”创造条件。在长征中，红军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整体上以找到落脚点为战略目标，红军转移地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为主要矛盾。红军为了保存力量，寻找目标地区，必须以“走”为主要行动。“打”是为了开辟通路、摆脱“追剿”，为顺利的“走”争取主动。
(三) “走”与“打”关系处理决定红军作战的成败
对“走”与“打”关系的正确处理，取决于对战争的科学把握，是红军作战胜利的内在驱动力。从井冈山时期至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以“走”“打”相结合，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不断取得作战胜利，并形成了以“十六字诀”为代表的一整套作战原则。但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错误地抛弃了“走”，专注于单纯的“打”，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导致红军屡战不胜，在消耗战中陷入被动，苦战一年也没能打破“围剿”。湘江战役中，红军以阵地防御战阻击国民党军，掩护军委纵队、辎重艰难迟缓地渡过湘江，承受了重大损失，集中展现了“走” “打”关系混乱的恶果。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领导人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和消极避战做法，决定迅速向运动战转变。会后，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走”与“打”辩证关系的处理再次被摆上作战指导的核心位置，红军恢复了机动灵活的行动状态，军事路线由此得以纠正。
二、毛泽东关于“走”与“打”的作战指挥艺术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出色的无线电侦察工作为红军提供了较为及时的敌情，使红军在战场信息掌握上占据优势。但是，战场情况极为复杂多变，敌态势情异常严峻，究竟如何科学实施作战指导，将信息优势转化为高效的作战行动，进而有效掌控战场，则需要高超的组织指挥艺术。毛泽东通过科学分析、精确组织，赋予“走”与“打”丰富内涵，以“走”“打”互相照应、紧密衔接，使红军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了战争主动权。
(一) 灵活方向、示形动敌， 增强“走”的敏度与精度
红军向来以灵活机动见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军事指挥，首要的就是恢复红军这一优势。他指挥红军灵活调整“走”的方向，科学制定“走”的谋略，在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中敏捷地纵横驰骋，在瞬息万变的狭小战场内准确地自如穿梭，为战略转移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机变更行军方向，掌握主动，避免被动。在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进入僵持状态后，红军预定的作战方向受到限制，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红军转至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方向，一渡、三渡赤水，使红军及时脱离险境，保存了力量。在扎西发现战机之时，虽远离黔北，但毛泽东毅然指挥红军坚决主动地调转方向，回马一枪，大踏步地“走”，成功捕捉住难得的战机，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主动示形动敌，打开畅通的行军路线。“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 毛泽东善于示形，首先牵动国民党军按自己设定的路线行进，再指挥红军快速变换行军方向将其甩开，上演了一场场“将欲西而示之以东” 的好戏。他指挥红军三渡赤水佯向西行，待调动黔北国民党军跟进后，立刻调转方向东渡赤水河，沿着黔北闪出的行军通道南下，把“围剿”军甩在了身后。南渡乌江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向东佯动，造成东进湘南与红2、红6 军团会合的假象，引诱国民党军向东紧追，让出了西进云南的广阔空间。毛泽东当即指挥红军掉头西进，直指云南，北出四川，最终实现了红军以川西为大方向的行军目标。
(二) 紧抓战机、遴选对象，平衡“打”的成效与风险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通过对战场态势的综合判断，权衡作战的成效与风险，遴选作战对象，紧抓作战时机，指挥红军取得了宝贵的作战胜利，规避了严重的作战风险，证明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新军事领导集体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性。
紧抓战机，确保“打”的成效。毛泽东在扎西窥破遵义地区的战机后，指挥红军以迅敏的行动远程奔袭，于2月25日开始攻打娄山关。同时，国民党援军由遵义、川南、黔西、贵阳地区蜂拥而至，战机稍纵即逝。战役起初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然而，林彪、彭德怀提出的战役部署却大相径庭。林彪求稳，建议先隐蔽集结，待27日红5、红9军团及干部团主力到达后再发起攻击。彭德怀求速，建议“于26日晨拂晓向黑神庙攻击”。毛泽东果断临阵换帅，令主力“统归彭、杨指挥”，以确保抓住战机。由此，红军迅速发起战役，不仅抢先占领了遵义，还一举击溃了后续赶到的国民党援军。
遴选“打”的对象，趋利避害。在扎西时，红军起初将作战对象选定为冒进的滇军一部。如果发起战斗，红军很有可能受到川军、滇军夹击，风险很大。毛泽东立刻改选了更合适的进攻对象，即遵义地区孤立的黔军，不仅使红军脱离了风险，而且取得了开辟新区的首战胜利，表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遵义战役之后，为抓住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毛泽东选定了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该部不同于国民党地方军，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始终衔尾紧追红军，是红军开辟新区必须打败的对手。当有人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黔军之时，毛泽东立刻极力反对。同时，攻打打鼓新场，风险过高。如果红军攻打黔军坚守防御的打鼓新场，如不能快速解决战斗，将引来西侧的川军、北侧的周浑元部、东侧的上官云相部及吴奇伟部、南侧的滇军，形成对红军的严密包围圈。权衡利弊，毛泽东坚持以周浑元部为作战对象，且不惜起阵地攻坚战攻打鲁班场。虽然未能取胜，但鲁班场以北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红军因此能够脱离战斗，发挥灵活的机动力，转移至新的地区，避免陷入被动。
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根据地形、敌情变化，以“走”与“打”辩证关系的处理为作战指导核心，娴熟转换“走”与“打”的行动重心，率领红军力求主动、力避被动，适应了中央战略目标的调整，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一生指挥过许多不同规模的战役，但他对四渡赤水战役尤为满意，视其为“得意之笔”。从这个角度看，四渡赤水中对“走”与“打”辩证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战役指挥艺术。
（来源：《中国军事科学》2016年第4期 作者：付双龙 魏希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