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6日，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刘湘和他的长江南岸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在泸州紧急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鉴于中央红军已占领桐梓一带，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有可能从綦江北出攻取重庆，于是在黔军溃退到松坎一带时，刘湘便命令川军第三路总指挥廖泽指挥穆肃中部共两个旅六个团到贵州境内的松坎、正安等地防堵中央红军，并密切关注松坎正面红一军团的动向。1日19日，蒋介石下达了在“川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为此，当1月21日潘文华从廖泽的电报中获知驻守在松坎的红一军团有向西面的温水方向转移的动向时，刘湘一面命令廖泽旅三个团随后追击，同时命令驻守江津白沙的总预备队指挥官郭勋祺率领潘佐部共两个旅六个团南下到贵州温水堵截红一军团。1月23日，郭勋祺率部赶到温水时，红一军团已全部通过温水，向土城方向开进。郭勋祺和廖泽两部的堵截计划落空。于是郭勋祺奉命改堵截为追击，以所部第八团为前卫，于24日赶到良村以西的梅溪河时，即与从桐梓、吼滩而来的红军中央纵队遭遇，展开了大半天的激战，当晚被阻止在良村不能前进。与此同时，刘湘为了把“川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这场战争放到川省以外的贵州土城地区进行，紧急调遣川军第二路总指挥陈万仞指挥所部达凤冈旅和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部由泸州赶赴赤水，徐国瑄特遣支队由合江奔往习水县城官渡堵截中央红军，令第一路总指挥范子英率所部旅三个团及教导旅的一个团和边防军第四路的顾晓帆团，由泸州赶赴叙永、古蔺一带设防。1月26日，当中央红军大部行进到土城至葫市一带赤水河峡谷，而北面黄陂洞和复兴场的一军团、箭滩的九军团均与前来堵截的川军接触并猛烈交火时，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感到合围中央红军的攻势已经形成，于是命令郭勋祺和廖泽指挥的四个旅火速向东皇场至土城方向猛追，并通报刘湘指令：凡参与此役围剿的各路川军，“应抱必死之作战决心，在赤水河峡谷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川军的这个作战部署是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两人都是川省籍的著名军事家，并且两人都在泸州驻过军，在那一带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地形熟悉，一但中央红军渡过赤水进入泸州附近，红军渡江就已成定局，到那时川局当不堪设想……因此刘湘把在土城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看成是能否堵住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对此，郭勋祺后来也回忆说：“如果土城一战川军被打垮，中央红军一定从泸州渡江，就不会有后来的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从郭勋祺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土城战役是导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决定因素。”虽然中央红军改变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是在“土城战役”后的2月7日，但是由于“土城战役”中红军伤亡较大，部分连队已不成建制，加上伤员太多，急需休整和整编，因此2月7日中革军委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两人关于部队急需休整的意见，命令中央红军放弃渡江计划，向扎西集中，以便休整部队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二、三、四渡赤水。因此说“土城战役”对于中央红军和川军来说，都是能否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它是中央红军的一场“渡江战役”。
关于“土城战役”的成败问题，据陈昌奉后来回忆说：3月5日红军中央机关从遵义城转移到鸭溪时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批评毛泽东在土城指挥打了一个败仗。毛泽东坚定地给以批驳，说：“土城一仗，至少算个平局，没有败仗可言！”虽然毛泽东早有这个定论，可“土城战役”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曲解，认为是中央红军在土城打了一次大败仗，这主要是人们不了解整个战役的作战过程。另外就是部分当年参加土城战役的老红军在回忆文章中的错误，例如杨成武在《忆长征》一文中就误把三渡赤水时朱德和他与王开湘等几个人在茅台后山阻击川军的掩护战说成是土城。另外，干部休养连和康克清遇险是在1月24日良村附近的吼滩，并非土城。潘文华的电报曾说：“1月25日，我郭指挥在温水（良村）吼滩一带，将伪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匪遂四散逃窜，当派八团跟从追击。”这个电报所披露的情况与钱希均《杰出的红军宣传员》一文中侯政和邓颖超、李坚真等组织伤病员撤离险境一事的地形、场景吻合。由于成仿吾在《回忆长征》“四渡赤水”部分的记述中，把28日下午4时半朱德接周恩来通知回土城开会，在撤离战场时遭敌人火力袭击一事的险况和康克清在吼滩遇险放到一起来叙述，致使今天的研究者误认为这两件事情均发生在土城青杠坡，从而给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增添许多不曾有过的惊险场面。
另据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一文讲：土城战役前（2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研究决定由朱德和刘伯承两人28日晨到三、五军团前线指挥作战；张爱萍也说朱德于28日凌晨总攻前就到了四师十团督战。而陈昌奉的回忆录也说：“28日一早正式开仗。早饭后，毛主席就到土城后山上指挥作战，连中午饭都是在山上吃的。”陈昌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中都未谈到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的事。可许长庚《毛主席送朱总司令上火线》一文却说是28日上午前线战斗激烈时朱德才要求到前线督战，并编造出了一个“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的热闹场景，被后来许多人的著述和文章不厌其烦地加以转用。事实是二师赶到后，中央纵队的张闻天、王稼祥和徐特立等人组织队伍夹道欢迎二师进入土城，并非是欢送朱德上前线。又：吕黎平的回忆文章说土城战役“战斗激烈时，敌人打到了土城镇前面山头指挥的总部附近…”但据笔者实地采访调查，28日战斗激烈时，为了干扰红军后方，川军从猫猫阵地远距离打来几发炮弹落到大埂上指挥所附近山脊爆炸，敌人并未攻到这里。如果川军攻到了大埂上指挥所附近，那土城也就不保了！再有：29日上午各路红军西渡赤水河时并未与川军接触交火。红军有序地全部撤走后一个来小时，郭勋祺部才胆怯怯地摸来土城。可郭勋祺在发给潘文华的电报中却说：“本旅和潘、廖等部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据郭文炯后来讲：“29日拂晓前，发现红军撤退，郭勋祺即部署跟追，迄至拂晓（实是上午9时许），追到赤水河边，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全部渡河去了。当时郭勋旗因部队伤亡过大，有待整理，且战场亦未清理，当即下令停止前进，同时令各旅就原地警戒，休息整顿。是役”根本不存在与红军“隔河发射相持”的事。而当日潘文华却向刘湘电报说：“我军各部当于本晨分道向匪追击，该匪仍沿途据险节节抵抗。我官兵不顾疲劳，奋勇追击前进，沿途斩获甚多。”另外红军丢在土城河中的一门没有用的山炮和两门迫击炮，郭勋祺将其打捞上来亦作为战利品上报，可见郭勋祺和潘文华二人都在层层向上虚报战况，欺骗和蒙弊刘湘和蒋介石，以便向他们索要军需和讨得封赏。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些错误的材料不加分析地加以应用，“土城战役”的研究就会被引入歧途，乃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来源：《四渡赤水》2018年第6期 作者：禹明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