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2月中旬进入黎平，到1935年4月下旬离开兴义，中央红军共在贵州生活战斗了5个月(除2月份转战川滇外)。红军的公共卫生和对伤病员的抢救、后送、安置等，看似不如前线冲锋杀敌那么显眼和重要，但却是虽居幕后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
一、公共卫生
连年征战造成了人群移动及环境污染，红军因此很早就注重连队公共卫生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制订了饮食、个人、环境等卫生制度。
医护人员为公共卫生操劳不已，由于缺医少药，更要加强卫生教育，普及卫生常识，从防病工作入手；有时在行军途中张贴一些卫生标语口号引起注意 ；要求穿好草鞋，打好绑腿，防止脚腿皮肤被荆棘等刺破而发生下肢溃疡 ；不喝生水，不吃污、冷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在渡河或冷天、雨天行军，喝热水或姜汤以预防感冒，还要求懂得救生；派人与前卫部队一道行军以了解病情 ；到营地休息时，为伤病员找饭吃、找房住、找水烧(调查水源) ；做好宿营地卫生情况的调查，注意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调查 ；检查病情，进行医治 ；指导“倒脚”(睡觉时把脚垫高)，以改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打脚泡 ；督促以班或排为单位挖临时厕所，离开时掩埋；宿营后，督促揉脚、洗脚、烤衣、盖被等。这对保障健康，增强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时任红5师13团医生钟有煌回忆说 ：“常常利用途中5分钟的小休息，以班排为单位，向战士们讲卫生课、讲防病等卫生常识。主要是讲怎样防治胃肠病，不喝生水和不吃不卫生的食物，预防感冒，怎样防治脚打泡等。……战士们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听了卫生课，懂得了不少卫生常识，都能自觉去做。”一般而言，长征行军途中，约10公里一小休、20公里一大休。
时任“红星”医院第3所所长张汝光回忆说：“1935年初，遵义会议时，总卫生部召开了由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检查长征以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情况，总结经验，评选卫生模范单位。评选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下，自下而上民主评定。评选的标准只有两条：一发病少，二不丢掉伤病员。当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只有红2师4团被授予了‘卫生模范团’的光荣称号。”还说：“转战黔滇康川时，为在行军中及时治疗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分成消毒、换药、护理3个小组，每次出发前就做出一切治疗处置；并派出打前站的人，先到预定大休息的地方或宿营地，烧好开水，做好稀饭，使伤病员一到就能喝上水，吃上饭 ；到达宿营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好住处，随后给伤病员治疗换药、洗脸、洗脚、开饭。”
二、战伤救护
红军初创时条件艰苦，没有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伤病主要是靠战友间相救。轻伤病员随队行动，重伤病员则就地安置。毛泽东早就十分重视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大问题之一，红军的第一所医院即于1927年10月成立于井冈山茅坪。1931年前后，党中央又派贺诚、陈志方、彭真(龙伯)等一批医务干部到中央根据地。同年11月，由贺诚负责的军委总军医处(1932年10月改为总卫生部)成为军委的直属部之一。
红军的卫生勤务原则，是随着卫生工作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反“围剿”中，战伤救护工作不断加强，特别是总卫生部成立后，更逐步明确了各级卫生机构的任务范围、分工和后送系统，使卫生勤务工作日渐系统化。方面军、军团、师编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连设卫生员；军团医院下设所。其中，卫生部的根本任务是做好部队的卫生保健工作，保障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努力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团卫生队卫生工作的重点是预防发生疾病，阐明病因病理，具体说明预防办法，使“预防为主”的思想深入全体指战员，并转变为自觉的行动；队长和医生经常深入连队抓卫生工作，了解连队发病情况，防止疾病的发生和蔓延。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提出“鼓动轻伤病员随医院行动与争取轻伤病员的健康归队”。战鼓催征，箭在弦上……
在苏区时，对战斗伤员的救治，基本上采取分级治疗，从前线包扎到后续治疗，再到最后治疗，各级既有分工，又前后连贯，能保持治疗的连续性。可是，长征中的红军以行军、作战为主，不论轻伤、重伤都得就地处理，随队行动。“没有了苏区的条件，无法将伤员层层往后方送，只能就地进行紧急救护。”
长征中，医护人员遵循“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原则，战斗就是命令，伤病员就是目标。既要携带医药物资，又要克服医药奇缺、没有固定医治场所等困难，边行军边治疗伤病员。他们不辞劳苦，甚至为抢救伤员不惜付出生命。如红军卫生学校教员俞翰西在贵州桐梓牺牲，校长彭龙伯(又名彭真)牺牲于四川宝兴。时任红军卫校教育长李治在1936年写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中回忆说 ：“我们医务人员和看护员等，在出发之前，早准备了外科的卫生材料，看护员上好了药，医生看好了病，发给内服的药。及出发时，每一个休养员随带一个招护员，便于夜间关照，凡有重的伤病员，则医生跟着，随时治疗，以免不测。”“在日间行军时，先派二个看护员，在途中烧开水或稀饭，利用大休息的时间，即为休养员上药看病，没有大休息时，到宿营地上药看病。”
在奔走于湘黔边境这段时间里，由于伤病满营、士气低落、地形复杂等原因，医护人员的工作十分繁重。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回忆说：“由于群众条件差，伤病员又无处安置。可以说，离开革命根据地，就好象是子失去母亲一样。我们只好设法把伤病员全部抬走。”钟有煌回忆说 ：“全团只有我一个医生，要在行军途中完成医生的全部工作。……全团的内科诊疗、卫生防疫、卫生教育、卫生员的培养等工作就全落到医生一个人身上了。那时战斗频繁，连续行军，医生要了解全团的卫生和伤病情况，并及时进行治疗。”
在贵州境内，为摆脱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相继突破清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南下贵阳、西进云南等，时有伤亡。卫生部门对伤病员积极进行救治，妥善安置重伤病员，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935年在遵义期间，卫生部门对伤病员加紧治疗。李治回忆道：“当我们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广大洋房内，收容了娄山关(贵州通重庆的一个险要的关口)战役的重伤员(干部)，……没有一个发生意外的危险。”张汝光回忆说 ：“到达遵义后，部队获得10余天的休整，各级医院都利用短期休息的时间，全力突击治疗。将行军途中来不及做手术的，都做了手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病员治愈归队。第二次进入遵义后，为抢救娄山关和遵义战斗中的重伤员，总卫生部指示医院抓紧战斗间隙，展开手术工作，挽救了很多指战员的生命。”
中国工农红军的卫生医疗工作，是随着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它是和革命任务、战争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具有政治意义，这是区别于旧军队卫生医疗工作的根本特点。红军医务卫生工作者在长征途中，特别是贵州境内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和革命英雄气概，以及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节选自：《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卫生医疗工作》一文，原文刊于《怀化学院学报》 2014年第8期 作者：张中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