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包抄而来的严峻局势，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1月19日开始分三路逐次的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的这一动向后，立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1月24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27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三路红军也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
这时，得到一个情报说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的4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
毛泽东一看，机会来了，他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我们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没有估计到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关键时刻，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增援，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
当天下午，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鉴于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会议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立即撤出土城战斗。
1月29日，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企图将红军围歼击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2月9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经大河滩到达威信县城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急命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毛泽东等根据敌情，认为自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北上以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比较薄弱，立即决定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黔北进军。
2月18日至21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迅速向兵力空虚的桐梓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一部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的川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他急命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的3个团从遵义向桐梓、娄山关增援，中央军第一纵队2个师向遵义地区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一团占领桐梓，守敌退往娄山关。攻夺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十三团。红十三团在中央苏区时就是有名的英雄团，团长彭雪枫是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战将。25日天刚蒙蒙亮，就从北向南对娄山关守敌发起猛攻。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和手枪排的战士，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一鼓作气冲到娄山关口。红十三团刚刚占领关口，黔军就发起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硬把敌人压下去了。
2月26日，红一、三军团占领娄山关，28日，再取遵义城，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3000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夺占娄山关，蒋介石大为震动。他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3月2日，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进攻打鼓新场的一个师守敌。当天，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苟坝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上，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到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如果打，就会碰硬。就会遭受大的损失。但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林彪的建议，主张打。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没有能说服大家，最后毛泽东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没有想到那些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现场表决结果，毛泽东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天黑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又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最后还是把大家说服了。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三渡赤水，向西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而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了赤水河以西地区。
这时，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准备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3月21日晚，在蒋介石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时，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又一次重返黔北。即四渡赤水。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蒋介石惊惶失措。他判断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忙重新部署，再次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飞抵贵阳，就近督战。
3月26日，中央红军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
红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红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兵临贵阳，进军云南。
从四渡赤水战役的经过可以看出，四渡赤水并不是毛泽东等事先设计好的。而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创造战机，从而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选自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征与遵义会议》第4部分 文：刘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