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上中旬，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加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再次调整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体系。关于苟坝与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形成的关系，本文尝试进行一些探讨。
湘江战役后，中共中央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从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获悉：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红军预定前进的方向——湘西构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阴谋围歼历经苦战的中央红军。但主持中央红军长征事宜的李德、博古不顾严重的敌情，坚持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毛泽东根据严重的敌情，积极建议改变去湘西的路线，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毛泽东西进贵州的建议成为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而这个决策，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粉碎了蒋介石煞费心机筹划在湘西围歼中央红军的图谋，并且挥戈西指，为中央红军寻求主动、生机和胜利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的建议，化解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巨大危机。而中共中央化解这个危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改变错误领导的过程。
在改变领导的过程中，首先和特别重要的改变是党的军事领导体制的改变。其显著变化就是1935年元旦猴场会议的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对此，人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但更应看到它改变了长征以来的军事领导体制，即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全权指挥，改变为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策。这个军事领导体制的改变，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最重大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决定，是改变了中央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这次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为中国共产党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局提供了条件，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但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即讨论具体的军事行动及其部署，颇不适应军情紧急、军机瞬息即变的战争环境。1935年3月中旬之初围绕进攻“打鼓新场”之争论，就是因为这一军事指挥体制引发的。
遵义会议改变黎平会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至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由于青杠坡战斗未能达到作战目的，红军西渡赤水河。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改变原定渡江入川的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建议，于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从2月24日起激战5天，连续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大败黔军和中央军吴奇伟部，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
桐遵大捷后，为了实行在黔北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革军委拟乘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尚在乌江以南之机，向西北打击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的另一支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就在寻找打击该敌战机之时，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一个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此敌为黔军犹禹九部，战斗力不强。当日，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与会的大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坚决主张不打。毛泽东分析说，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也赶到那里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可侧击红军，所以反对打。他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还是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但他的意见未能说服众人，大家坚持要打。为此，毛泽东最后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但有人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会后，毛泽东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很大危险。于是，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谈，要他攻击的命令晚一点发，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军委电令：部队在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讨论，毛、周把大家说服了。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其理由和毛泽东前一天的分析基本一致：“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这次会议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人数多。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二是，持续时间长，整整开了一个白天。因此，毛泽东在会后找周恩来提出缓发进攻打鼓新场命令的建议，是因天黑而提着马灯去的。三是，军事行动的决策，采取了简单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因此，虽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解决了，但围绕进攻“打鼓新场”暴露出红军指挥体系存在问题，与严重的战争环境颇不适应。
猴场会议关于军委必须就作战诸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定，对于纠正和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具有积极意义，但就军事指挥而言，则存在问题：一是，在军情紧急、军机瞬息即变的严峻形势下，军事行动需要当机立断，及时处置，而以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决定军事行动的具体问题，容易贻误战机，颇不适应战争形势的应对需要；二是，一些非军事指挥人员，虽然可能对军事工作、军事斗争有所了解，但如果不是久经征战者，很难对军事指挥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有建树的意见，不仅无助于正确决策，甚至可能作出错误决断，而且影响其他工作；三是，在当时行军打仗的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召开包括各军团领导人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如苟坝会议，据毛泽东回忆有20多人与会），颇不容易，也容易影响部队工作和具体的作战指挥。
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打鼓新场”争论，敏锐地发觉了这个指挥体制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立即建议改变这一领导体制。周恩来回忆说：3月11日，继续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 张闻天也在1943年的整风笔记中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根据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引发的问题和毛泽东的提议，3月12日，张闻天再次在苟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全权指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为了与长征初期的“三人团”区别，通称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
这次苟坝会议的决定，重大之点有二，一是，加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二是调整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体制。而就调整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体制而言，其作用非常重大。它改变了猴场会议规定的军事领导体制，避免了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具体军事行动和作战部署等而带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由新“三人团”形成的“集中军事领导”体制，便于快捷、灵活、高效和根据军情适时决策和进行调整，非常适应于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已经由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作出了证明和结论。
而苟坝会议形成的这个军事领导体制的更大意义，是其对中共中央完善军事领导体制的影响。长征到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军委，并且明确对其职权作出规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自此之后，中共中央一直延续了这样的军事领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