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著名的扎西集结起，追溯红军进入滇中的历程，就会发现毛泽东调出滇军主观构想中的第二个战略目的——建立云贵川新苏区。
从中央红军川南渡江未遂后转进云南，在大河滩会议上，果断地决定放弃在川南渡江，改“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扎西会议则特别指明:“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古蔺白沙会议明确指出“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红军“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更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这说明，当时中央红军已改变向川北发展之初衷，而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正是由于这一战略目的，朱德发布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时，强调应以消灭黔敌“为主要的作战目标”。24日至28日桐娄遵大捷后、造成了对于创造云贵川新苏区有利的局面。28日，中央即向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颁发遵义会议文件，正式向全军传达遵义精神，再次肯定了“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3月5日，总政下达了争取新的胜利的动员令，以集中消灭周浑元部，力图转移局势为目的。13日，鸭溪会议决定“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行动方针。但红军再克遵义大捷后，敌军一直不敢“随意轻进”，随后鲁班场一战我军又无进展，从而失去“转移整个局势”的有利条件。此时，三渡赤水虽把川滇之敌调往西路，但湘敌二李和蒋敌上官已相继进入遵桐一带，周、吴和黔敌又会集鸭溪至长干山一线，红军已不能在黔北落脚。故红军四渡赤水后、遂采取迂回姿态，秘密迅速南下，冲出重围、力图再把滇军调出来、彻底粉碎其“相机防剿”的战略及游弋于赤水河、大定、黔西一带稳固的防堵线。
4月7日三军团返脚都河伏击没有实现，但8日完成了“示形于东”的战略步骤，遂“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作第二次“佯攻龙里”和贵阳之势，并在贵阳东郊谷脚一带，肢解行进中的滇军指挥部，孙渡只身潜逃龙里，其指挥部仓皇退回图云关与贵阳。次日，干部团于三家寨一线，凭险设伏，拦击滇军鲁和蒋团。这时，军委拟在广顺以西直至安顺、镇宁、紫云一带，给尾追很急的滇军以较大打击，将主力潜伏紫云山林中，13日，红军后卫在广顺与滇军前锋已有接触。但“据半年来经验，敌军对我作战均先围后攻，石山退险，易资敌封锁”。而红军设伏地区的环境和地理条件均为不利，故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应)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作)战其(之有)利行动”。因为“平彝、盘县（乃）滇黔咽喉，四向均(易)出击，使敌封锁困难”；可“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局面(在黔边开展局面)”。然而，正当红军向滇黔边推进时，24日，三军团先头与湘敌李抱冰部接触于滇黔交界东侧的龙家沟；当晚，平彝城被敌军先头莫团抢占，次日蒋敌薛岳总指挥部和温旅已进驻盘县。三军团滞留于平彝城外30里的大河一线。红军又失去了袭取平彝、盘县的先机。
所以，在25日接连下达的与滇军追敌作战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们有进入一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为此，红军放弃向平彝行动，改往沾益、曲靖集结，“求与滇军追敌作战”，“首先要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城消灭滇敌的先头部队(其较强的四个团)，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位，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只有如此作战的胜利，才能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为此，中央指示各军团，“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的阶段，强调这是“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并决定27日在曲靖老马场附近回击安旅。然而，跟追最紧的安旅，已于26日凌晨奉命折向宜良，乘火车紧急回防省城。25日深夜，林彪、聂荣臻电告军委:“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地区)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并指出“因诸敌已占领我回黔之路，相隔甚近，且纵深配备，甚易互相策应。敌兵力绝对优于我军，我军即令能消灭他一两个师，但仍无法转变形势”。“仍无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因为各路敌人有七个团的兵力从侧后向我红军合围。
概而言之，毛泽东将滇军调出来的第二个真实的根本战略目的是：力求歼灭敌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以扭转敌强我弱的态势，从而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解决开展局面问题”，在云贵川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具体来说，就是调出滇军之前，专对蒋军作战；调出滇军之后，转变为先给滇军以较大的打击。
进而争取在黔西地区，或滇黔边与滇东，选择落脚点，尤其要便利于“在黔边开展局面”。但由于广顺以西地形和环境不利；滇黔边，又“失掉争取平彝、盘县的先机”，失去了创造新苏区的甚至还形成了林、聂所说的“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至此，红军力求打击敌军，开展局面落脚的根本战略目标，即调出滇军来的第二个战略目的，已没有实现的可能。
调出滇军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但这一战略决策仍取得最后胜利。这与毛泽东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许多次紧急关头，善于将敌人的有利形势转化为于我军的有利条件。当时，毛泽东认为:敌军麋集在滇黔交界，从局部看对红军不利。但从全局看，一般追敌均已抛在红军侧后，而金沙江两岸显得空虚。这样，红军两个月来的机动，“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认为，中央过去在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江入川，“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这说明，中央红军通过云南巧渡金沙江入川前战略决策，显然不是在黔境实行东进战略时预定的，而是29日红军进到滇境鲁甸县的鲁口哨——大汤姑地区，改变原定在云贵川“开展局面”的战略决策而发布的。九军团走会泽渡金沙江入川，也是采纳了林、聂4月25日的建议，“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波过金沙江入川”而决定的。中央接受彭、杨、林、聂等正确建议，在寻甸“变更原定战略”行动方针而转兵渡江北上，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又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转兵！而这次关键的鲁甸转兵却正是由“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这一战略决策的第二个目的直接演变而来的。它已成为这一战略决策的第三个战略目标:转兵入川，再转入川西，实现遵义会议所确定的行动方针。而红军渡江战略的胜利也正是运用“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这一战略决策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关于“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一战略决策，至渡江胜利而完成。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东进战略“指挥”蒋介石限期调出滇军主力，甚至让他们跟进到贵阳以东，从而使滇军的稳固战略和战线被打破，往黔西地区、往云南的通道因此完全敞开，这就为红军在黔西至滇黔边区寻求落脚点创造了有利条件。虽说红军在进入黔西至滇东的进程中，一直未获得有利战机打击滇军主力，也未能在黔西或滇黔边及滇东落脚，但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张、毛、周、王、朱、彭、杨等坚持依据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军事原则，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密切注意敌我形势全局的转化，从客观实际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因势利导地将局部的不利形势，迅速转变为有利条件，及时提出了“将滇军调出来”这一战略决策必须实现的第三个目标。总之，在我们认识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一战略决策的意义时，必须联系此前此后的历史进程，作一系统的考察。
（节选自：《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作者：张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