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将滇军调出来”呢？我们可从它的战略目标来探索其原因。
2月初，红军在扎西集结，并决定于10日引诱大湾子之敌安恩溥旅到扎西附近，以伏击歼灭之。一是因为安旅孤军深入，可以全歼，二是打垮滇敌之后，可以全力阻击川敌，“直取巧家”抢渡。此后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红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毅然东回的原因，是10日军委根据当时已变化的敌情，即“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巩固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之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滇敌安旅一部是不能亦不适宜”。红军既放弃了伏击安旅的军事行动，也就放弃了渡牛栏江由金沙江中游入川的设想。与此同时，便产生了东渡赤水的计划，并相应作出佯攻诱敌的军事行动，即红军“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五、九军团为右纵队，担任佯攻迷惑滇敌”，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谭政在传达中央四点指示里指出:“要以遵义为中心，创造黔滇川边苏维埃根据地，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是“大河滩——扎西会议”的精神。可见“要设法把云南军阀的三个旅调到毕节以北地区来，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以便让红军在滇黔川辽阔的土地上，“把主(动)权争取到我们手中来”的中央指示。是在取消伏击安旅之际于扎西作出的。而五、九军团于11日所担负的“佯攻迷惑滇敌”的任务含有双重意义:既“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向东南转移”也有将滇军“调到毕节以北地区来”的诱惑作用。当天傍晚，红军在老场坳口佯攻滇军鲁道源旅，鲁旅被迫退守，红军全部东渡赤水；15日，滇军三个旅尾追入川。这样，红军按中央指示，已经初步达到了把滇军“调到毕节以北地区来”的目的。但不久滇军在川境中途又改变了尾追方向，由赤水河镇进入黔境，并从2月1日起，”变尾追为堵剿”，封锁大定、黔西一线，以防红军再克遵义后，“仍有经黔西至滇之势”滇军在黔西县至赤水河镇之间游弋，对红军采取不即不离、“相机防剿”的战略，并主要着眼于“防堵”，力图“始终掩护本省作战”，“侧重右翼，防(红军)西窜”，为此川、蒋多次要求滇军深入古蔺、叙永或横江两道防线，均遭其断然拒绝；薛岳要调滇军往黔北，亦被推脱。滇军在赤水河、大定、黔西一线集结，担任“堵剿与截击”任务，“并策应贵阳及巴、叙大道”，对红军的行动构成威胁并使其丧失了一些有利战机。如3月11日，红军原拟“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就因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选攻新场已失时机”。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军委曾指令各部另外“寻求新的机动”。滇军既已妨碍红军在川滇黔边或黔北落脚。为此，就必须打破这种局势。如3月15日的鲁班场战斗之前，彭德怀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鸭溪会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提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东进战略。由于彭德怀完全摆脱滇军牵制建议被采纳，这也就为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陈云所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有诸葛亮之称” ”能听取意见，在深刻洞察全局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作出果断的决定。当时，以遵义大捷为转机，导致敌情剧变。首先，激化了大小军阀的潜在矛盾，桂系急不可耐地要出兵踞筑；滇系则以为桂系“人踞贵阳，以谋掌握西南局面”；蒋系担心粤桂有兼并贵州的“轨外行动”。为此贵州绥靖主任薛岳要求滇军即速转移大定黔西一线，“以为声援”；并将桂军“准日内出兵西上”等情报通报滇系。与桂系长期交恶、已握“节制”黔军大权的龙云，当天就对薛岳表示:李、白“至敢藉故逞取贵州妨我剿共，冒此大不韪而一意孤行，唯有西南与剿共双管齐下，省内滇军愿抄袭其后。”并立即飞令孙渡纵队兼程向大定、黔西前进，交薛岳“直接指挥”拒桂；龙云甚至宣称，必要时“尚可抽调数团直赴贵阳”，以应付时机，如果这时红军直指贵阳，必然刺激怀有图黔野心并与蒋系达成默契的滇军驰援筑城。遵义大捷后，因黔军被彻底打垮，吴纵队损兵折将，为协调各军进退，蒋介石于3月2日飞抵重庆，24日又亲临贵阳坐镇，“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问题。如果红军作出威胁贵阳的态势，蒋介石必定惊惶失措，逼迫包括滇军在内的各部(粤桂除外)援筑护驾。这就有可能将滇军远调贵阳。我认为，毛泽东指挥的桐娄遵战役，就含有把蒋介石引了出来、利用其“统一”各军的大权使敌军各部依照红军的战略意图进行调动的意图。此后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如此。3月3日，蒋介石下“特急手令”，凡驻川、黔部队，尽归其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进退。同时又极力拉拢滇系，抵筑第三天，他就特任龙云为陆军上将。在这种又压又拉的情况下，滇军终于在28日移驻吴马口，井坝一带以策应蒋军；龙云还表示滇军要“全部移驻”可见滇系立足于防堵、拒绝深入的立场、已被动摇。
毛泽东还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情，采取果断的对策。如，红军“驻重兵于鸭溪”一带，曾“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均未得手。毛泽东遂果断决定继续东进，并采取若干相应战术措施。其中，就有以“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调动敌人，施以机动的三渡赤水。一旦把滇军再次调到毕节以北地区的摩坭之线时，红军却在21日夜间四渡赤水，出敌不意地折向东进；继而当蒋介石飞抵贵阳的第三天，军委即命令九军团在长干山、枫香坝掩护，“以便我军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强渡乌江，直捣贵阳。毛泽东及时抓住有利的时机，充分发挥红军运动神速、连续作战的特长，佯攻蒋介石的巢穴。间接指挥蒋介石“限期”、火急调出滇军飞驰援筑。
综上所述，毛泽东“将滇军调出来”的这一战略决策，最初产生于二渡赤水之前，根据彭德怀的建议，原想将滇军调出到毕节以北后制定于3月12日在苟坝组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之时，施行于四渡赤水之后，其目的变为将滇军调到贵阳以东。桐娄遵大捷后，毛泽东将滇军调出继续东进战略决策的第一个目的，即打破系军阀长期稳固坚持的“相机防剿”战略和战线，终于实现了。
（来源：选自《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作者：张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