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从1930年底缴获敌人的半部电台起步，通信人员凭借刻苦钻研，在反“围剿”战争中独立发展出无线电技术侦察。长征途中，技侦部门提供的准确情报，被誉为“黑夜走路的灯笼”，使军事指挥者在决策时及时把握敌我态势，为摆脱敌人的包围、实现战略大转移发挥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
1932年10月，红军凭借对明码的熟悉以及对敌军军情、编码规律的钻研，利用缴获的电报底本，终于由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出江西方面敌军无线电通信使用的“展密”。1933年起，尽管国民党军开始使用不以明码做底本的特别本密码，红军技侦人员仍利用频率分析、复合猜字等方法，不断破译国民党军“猛密”等密本，为军事指挥提供敌军“部署、调动、企图、临时变动”等相关情况。2008年1月，张震同志高度评价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指挥失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危难之际，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向西突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红军既无根据地可以依托，又难以临时建立地下交通，无线电通信特别是技术侦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情报来源。当时，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是中革军委第二局（以下简称“二局”）。为了掌握瞬息万变的敌情，无线电技侦人员“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12月11日，二局破译了敌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所发密电，获悉蒋介石认定红军欲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派遣五六倍于我的兵力，分别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基于二局提供的情报，中革军委于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面对确凿的情报和毛泽东的合理分析，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纷纷表示支持。这是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后，又相继通过黎平、猴场、遵义等会议进一步明确新的战略方向，二局的情报工作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
1935年1月11—15日，二局破译科连破敌3个密码本，知悉蒋介石试图压迫红军于乌江西北，“聚而歼之”。在1月15日夜开始的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再次改变落脚点，“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归红军指挥岗位，接连参与土城战斗、四渡赤水的指挥。1月20日，中革军委决定“经川南渡江”。24日，红军占领习水县土城，28日，在土城附近遭遇川军郭勋祺部阻击，红军陷入苦战。28日，二局终于掌握了川军密本，获悉“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29日3时，中革军委发出西渡赤水命令。
2月3日，二局截获敌川南指挥部电报，知悉川军五个旅正从北面封堵红军，中革军委因而电令部队改向川滇黔交界处行进。当日深夜，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改“向西北前进”为“继续向西”至云南扎西。10日，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大胆提出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黔北。2月7—10日，二局连破敌6个新密本，使红军指挥员对敌情了如指掌，步步占得先机。
2月24日，红军插入黔北。25至26日，二局先后侦知“遵义只驻第一团，担任卫戍”以及敌吴奇伟部位置，促使中革军委下定决心，赶在吴部救援前攻占遵义。27日，红军二占遵义。次日，迎击孤军深入的吴部两个师。战斗中，二局准确判明了敌指挥部位置，使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3月10日，红一军团拟进攻打鼓新场等处黔军。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知悉蒋介石谋划在此聚歼红军。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进攻打鼓新场。16日，红军三渡赤水，再次摆脱正在形成的包围圈。
3月19日，破译科再破敌3个新密本，知晓了蒋介石计划在赤水、叙永、古蔺一带截击红军。21日夜，红军四渡赤水。28日，红军从鸭溪、白腊坎间突破封锁，于31日南渡乌江，巧妙跳出包围圈。其间，曾希圣还建议，利用对敌密码及电文格式的掌握，冒充蒋介石向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其调离乌江沿岸。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奉“命”而行，为红军渡过乌江赢得了时间。
4月1日，二局侦悉，贵阳空虚，敌守军仅有4个团。红军主力遂经息烽、扎佐，直插蒋介石的行营贵阳。蒋介石阵脚大乱，调驻守毕节、安顺的滇军救援，云南大门洞开。9日，红军突然转向西南，直奔云南，将敌军抛在贵州。
长征中，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不仅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四渡赤水的指挥中，在其后的西渡北盘江、北渡金沙江、过雪山草地、北上陕甘等行动中，同样为红军指挥员提供了决策依据。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二局先后破译敌密码177本。红军蜿蜒曲折的长征路，就是不断避敌伏击、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的写照。
蒋介石发觉红军进军云南后，急忙电令郭勋祺、孙渡等部追击。1935年4月13日，二局向军委提供敌军动向，军委向红一、三、五军团发出“我军决速渡北盘江，先机进占兴仁、安龙地区，以利机动”的指示。18日，各军团隐蔽渡过北盘江，23日进入云南，使蒋介石在黔西伏击红军的企图落空。
4月26日，二局在云南曲靖截获蒋介石发给龙云的电报。根据此情报，28日毛泽东等在研究北渡金沙江部署时，放弃经东川渡江的“弓弦路”方案，选择更为安全的“弓背路”方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变被动为主动，使北上之路畅通无阻。
正如毛泽东所言，“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特别是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岗位后，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31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作者：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