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曾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目的是调动敌军远离金沙江，准备挥戈渡金沙江北上。敌军乖乖地听我调遣，蒋介石坐镇贵阳，麋集了邻近数省的敌军，连滇军也赶来驰援。我主力却由贵阳以东神速掉头向西，与东来援贵滇军背向对进。四月下旬，我军进至昆明城下，国民党云南方面，因滇军主力东凋，十分惊慌，只好以民团守城。
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很疲劳，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经常走在后面，不少时间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有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谤沱，河水浊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同志骑在马上，在雨中徐徐而行。他有些忧虑，对陈赓同志和我说：现在，我们先后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这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神速地抢占金沙江渡口，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这时，我们才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甩掉敌人，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当时，国民党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敌兵空虚。我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决策很拥护，对毛泽东同志用兵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北上抗日，这是我们久有的热切愿望。这一愿望不久就能实现，曙光在前，我们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那些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主力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北指，分兵左、中、右三路，平行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三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居中，抢占皎平渡。五军团仍然殿后掩护。
五月二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四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我军安危的一次战斗。我们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渡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同志在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我和陈赓同志商量，以三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共三个连加一个工兵连。我同刘伯承同志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急行军一百六十里，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同志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当天，行军百里左右，即在中途宿营，保持体力，准备第二天渡江后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五军团渡江。当天，干部团全体指战员集合，我们向部队做了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家保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度急行军。对于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都全部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他们。这样既可以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持我军行动秘密，不被敌人察觉。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神速，没有战斗。
傍晚，我们到达离江岸渡口五六十里处，这个地方叫沙老树，在这里稍作休息。路不好走，想找个向导。我们三营战士佯称国民党军队，抓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我三营战士问他。
他说：“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 (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
这个情报很重要。三营马上派人把这个大胖子送到刘伯承同志和我这里。大胖子向刘伯承同志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的秘书。”
伯承同志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大胖子说：“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我们急忙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他说：“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我们问清了情况后，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并且严正警告他：“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这个胖家伙霎时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我们命令部队押着他一起走。
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恨之入骨，我们稍做工作，便纷纷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个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这样，一个连的兵力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过多的部队反而施展不开。群众还告诉我们，皎平渡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当时，决定三营一个连为先遣连②。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元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我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他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地对我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一百六十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哪？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够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吧？
我同意地点点头，回答说“是这样。”
刘伯承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高兴的神情，愉快的语调，表现出他对党，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劳动群众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伯承同志的作风非常深入细致。他对先遣营的整个行动，从作战计划，途中找向导，直到很小的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布置得很周密。这对先遣连以及整个先遣营胜利完成任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次袭击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还应当归功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
我们边走边谈，很快到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已经天亮，我们除了向通安州方向派出前哨连执行警戒任务外，便立即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金沙江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又无法架桥，只能乘船过江。当时只夺得两条船，哪里够用呢！寻找船只成为我们的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我们发动群众赶快收集沿江船只。在群众帮助下，我三营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又找到了四只破船，我们好高兴啊！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修理，连同原来渡口的两只，一共有六只船。这时，我们向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以后经仔细寻找，我们又得船一只，共有船七只。以后全军就靠这七只船渡过了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