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下旬，我红九军团在贵州西北部打鼓新场（今金沙县）的马鬃岭，接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乌江北岸地区采取运动战的形式，多方佯攻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安全转移。这时，红九军团的军团长是罗炳辉同志，政委是何长工同志，参谋长是郭天民同志，政治部主任是黄火青同志。我当时任供给部部长。
接到命令后，罗军团长和何政委召集干部开会，充分动员，并作了具体部署。我们首先将部队进行整编，把长征以来一再紧缩的三个步兵团，改编为三个步兵营（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仍以“团”称呼）；编余的班以上干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教导营。我们供给部的三个兵站，除留二十四名战士外，其余的都调去充实各连队。关于军需和军械，该发的就发给各连队，该清除的即清除，这样做是为了行动轻捷、应付自如。
部队整编完毕，我们随即投入战斗。我们东绕西转，攻势凶猛，进军神速。敌人则东挡西抗，被动挨打，手足无措。据当时大略估计，敌中央军、黔军、川军被我牵制的约有六师之众。
乌江
按照原定计划，我红九军团将于三月底和一、三、五军团，渡过乌江一同行动。可是，这时形势突然变化，红军主力部队全部安稳渡过乌江后，红九军团被敌人阻截，不能过去。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黔军犹国才部咬住我们不放，而我们和军委电台的联系又忽告中断，情况不明。大敌当前，后无退路的紧迫情况下，红九军团会不会被阻隔在乌江北岸就此脱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呢？我们今后又将如何行动呢？这些都是当时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同志们的这种焦急心情，直到胜利结束老木孔战斗后始得平静。
大约是3月31日夜晚，我们收到军委来电，说敌军周浑元纵队已向我乌江渡点挺进，命我军团于次晨八时集结于沙土镇，斟酌情况，迅即渡江。我们接电后，立即行动，乘夜穿过敌军空隙，于次晨约九时许到达沙土镇，并派员到渡点联系。我渡点守桥部队，乌江上游的敌军离此不远，估计部队渡江未完，战斗即将打响，因此将浮桥拆除。此时敌军向我渡点追来，将我红九军团团团围住。
我军团司令部领导同志当即开会，研究情况，商定行动方案。当时，敌军由东、西、北三面压来，人数众多，距离很近。敌中央军分成数路由大定、黔西方面向乌江挺进。黔军则由仁怀、金沙等地南下。沙土镇及其西北地区，势将成为敌军主攻目标。如修复浮桥进行抢渡，我军伤亡损失可能不小；万一不幸，浮桥落人敌手，则会“引狼入室”，对我已渡江的兄弟部队不利。于是，下定决心，杀出重围。
我们对敌军力量也作了充分估计。敌中央军周浑元部，武装齐备，曾与我军交手多次，屡战屡败，畏缩不前，行动迟缓。而黔军则多数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杆鸦片烟枪），两顿饭之间必过烟瘾，否则全身动弹不了。于是我们选定黔军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并且估计到战斗打响以后，敌军周浑元部不知虚实，不敢迅即行动，待其明白过来，我们早已结束战斗了。
会议完毕，罗炳辉军团长与何长工政委立即调动部队，选定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作为打击黔军的前沿阵地。罗军团长还命令我们将沙士镇上商店里的红布都收买下来，撕成小旗备用。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大约是4月2日下午6时许，我军到达老木孔地区，立即布置阵地隐蔽起来。罗军团长又命九团的申副团长率领第八连的兵力，去到我左前方约十里的山地埋伏起来，设置疑兵，将带来的大小红旗遍插山头，还将各连的司号员二三十人也都带去。罗军团长交代任务，要求尽一切可能造成浩大声势，并极力滞迟敌军周浑元部的前进速度，必须坚持一整天，到次日黄昏后即来归队。政委何长工还风趣地对申副团长说：这次战斗的胜负，就看你们摆的迷魂阵是否成功了。为了防止敌人从我右翼迂回，罗军团长命令第七团蒋副团长率领第三连，在距我主阵地六百米的高山山腰里埋伏起来。其余的兵力则在我主阵地一线，利用地形分散隐蔽，静待敌军的到来。
老木孔战斗（连环画）
次晨六时许，敌人以常备行军队列向我阵地开来。这批黔军队伍，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地在山间爬行着，一个团又一个团，一共过去三个团。我军战士看到这批敌人，恨得咬牙，手指发痒，急不可待地想打他个落花流水，但都被军团长与何政委说服阻止了。他们指出，打击对象虽然选对了，但时机尚未成熟，主要目标还没有来到，因此还得稍待。
老木孔战斗（连环画）
八时许，敌人过来的队伍逐渐变得复杂了。队伍当中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挑担的，还有担架，这显然是敌军的指挥机构。这时我阵地正面是九团的两个连，右翼是七团的两个连，左翼是八团的三个连。三个团的机枪排都由各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掌握，静待军团长的指挥。敌军蜿蜒爬行，越来越近，八百米，五百米，二百米……但军团长仍不让开枪。只有几十米了，八团的一个战士走火打了一枪。敌人顿时慌乱起来，骑马的，坐轿的，都滚了下来。这时我军团长一声令下，万火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紧接着，我七个连的战士一齐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毫无招架之力，只得抱头鼠窜。有的丢掉大枪（步枪），却将小枪（烟枪）仍别在腰里。跑得慢的便成了俘虏。从俘虏口中，我们得知这路敌军共有九个团，先头已过去几个团，同我们作战的实为五个团。
朱总司令过去经常教导我们，作战要猛打、猛冲、猛追。我们战士下得山来，猛追敌人，一口气便追了五、六里。敌人见我兵刀孤单，逐渐集结起来向我反扑。但是，敌军士气不振，又加指挥不力，各部协作不好，以致一败再败。我军追到十多里的地方，敌人又拟反扑，我军团长率领的侦察连和大队各一部赶到现场，打垮敌人，又追了十多里，敌军鸟散，再无反抗能力，这时已是下午六点了。
老木孔战斗（连环画）
在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捡获敌人丢下的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还拾到不少的鸦片烟枪。最珍贵的胜利品是我们缴获不少军用汽油。这种军用汽油，掌握电台的同志最欢迎，正好用来给蓄电池充电，是花钱也无从买到的。无怪乎电台的同志们喜笑颜开，说这一仗真有收获。
老木孔之战，红九军团击溃国民党军5个团，歼敌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挺），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不仅对正面敌人予以重创，也打破了敌人追截、夹击我军的迷梦，且使附近敌人闻风披靡，出现了前无阻兵、后无追敌的局面，给我军提供白日行军的条件。
次日，我白日行军四十余里，到达半壁街。街上原驻有敌军某部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早已逃窜，公文印章抛撒街头，罐头食品随处弃置，其狼狈之象可以想见。这一仗，我红九军团转危为安，也减轻了敌军对我兄弟部队的压力，使我军从紧急情况进入新胜利的境地。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
赵镕（1899.10.17-1992.2.7），云南省宾川县人。1924年在滇军任参谋。1926年加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总部军需员，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部长等职。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22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