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二渡赤水后，红一、三军团迅速东进，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纷纷溃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击战。参加追击的还有干部团的一、二、三营和特科营。
中央军委纵队也向遵义方向开进，唯有上干队被留在桐梓县城。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我们留在桐梓的任务是担任警戒，等九军团来换防以后，即向遵义归队。前头部队留下了一个警备连归我指挥。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在桐梓城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进了城。他的几个主力战斗团还没有来到。我向罗炳辉报告了桐梓周围的情况，他听完以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守卫。这样，我和莫文骅便率领上干队奔向娄山关。
娄山关
桐梓离娄山关三十多里，由于前头部队已经击溃了敌人，一路上没遇上什么险情。没料到，在快接近娄山关时，我们的后面，即桐梓方向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警惕起来，回头一看，罗炳辉仍然只带着电台和一个连，气喘吁吁地赶来，大队敌人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罗炳辉身体较胖，又穿一双布鞋，走起路来比较吃力。敌人一边口出污言秽语，大声喊叫着要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我指挥上干队的学员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了过来。
事后才知道，原来罗炳辉领导的几个主力团队已经绕过娄山关向遵义方向开进了。他到达桐梓不久，又接到通知，要他也撤出桐梓，赶到遵义。在接近娄山关的路上，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了过来，咬住他们紧追不放。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上干队总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几十条枪。离开桐梓时，那个警备连又因事耽搁没有赶上来。情况万分危急，我只得把有枪的同志组织起来，并把罗炳辉带的那个连要了过来，在第一线迅速展开，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来势凶凶的敌人。没有枪的同志也都找好了石头、棍棒，拉开架势，准备敌人一旦冲过来时，同敌人进行搏斗。双方乒乒乓乓地对打了一阵。我们的枪虽少，但许多同志都经过多次战斗锻炼，枪法很准，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阻止在娄山关脚下。在夜色的掩护下，敌人胡地放了一阵枪，停止了追击。
娄山关战斗（场景）
这股敌人的出现，事先谁也没有料到。敌情既然有了变化，我们是否还按照原先上级的交代，越过娄山关向遵义归队?当我向罗炳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最好还是一起走吧。”娄山关是从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娄山关若是让敌人占领了，就要严重威胁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和数万大军，我把这个意见说了，罗炳辉也认为是个问题，但又觉得上干队兵力单薄，担心我们寡不敌众。我们上干队也有个别同志感到自己人少枪少，难以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守关任务。敌人已经到了山下，附近又没有别的兄弟部队，情况紧急，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了。我对罗炳辉说：“这样吧，把你的那个连留给我，我们一定把娄山关守住，你放心先走吧!”于是，罗炳辉便只带着电台和少数随从人员，越过娄山关奔遵义方向走了。
我们迅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透过迷蒙的夜色，但见关口周围群峰陡峭，到处是奇岩怪石，草深林密，关下是蜿蜒曲折的川黔公路。居高临下守住关口，就掐断了这贯通南北的唯一通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看到这样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大家满怀胜利信心，积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一路上，我们收容了先头部队一些掉队的战士。他们大都有枪，有两个战士还扛着挺机枪，我们就动员他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战斗。想继续赶队的，就让他们把枪留给我们。这样一来，战斗力又有所增加，击退敌人进攻的信心就更足了。
就这样，我们扼守在娄山关左右的山上。炊事员埋锅做饭，大家吃饱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敌人从正面是难以攻上来的，我们主要担心敌人从两侧迂回上来。但部队就那么多，不能再分散使用。当时我们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敌人把我们同主力部队隔开，我们只好在黔北一带打游击了。
敌人发现我们已经凭险固守，加上在夜间，一时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在山下打了一阵枪，却不敢冒险过关。我们沉着应战，拿定主意：你不到跟前，我不开火。持续了一阵，最后终于听不到枪声了。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冷飕飕的寒风在刮着。快到半夜了，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敌人已经走远，再来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了。当我们正准备往山下撤的时候，罗炳辉派骑兵通信员送信来了。信上说，我军在遵义附近打了大胜仗，并嘱咐我们在娄山关坚守到天明，由五军团派部队来换防。大家听说打了大胜仗，精神一振，顿时睡意全消。第二天拂晓，五军团的一个营准时来换防，我们交接后即向遵义前进。
遵义城
娄山关到遵义九十里。傍晚，我们便赶到了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一见面，他就关切地问：“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我回答说，都住下了，没有伤亡。他听了很高兴，赞扬我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他对我讲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还告诉我：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他说话时态度非常诚恳，使我听了很受感动。最后，他还给上干队布置了一项战斗任务：立即做好准备，并带上工兵，首先把敌人占领的仁怀县城拿下来，随即到茅台，在赤水河上把浮桥架起来。事后才知道，执行这项任务，是为红军三渡赤水提前做好准备。
（选自：《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生于湖南长沙赵洲港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幼时读过私塾和新式学堂。1917年，萧劲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班的任弼时结为好友。
1920年夏，萧劲光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赴上海学习俄语并接受革命教育。同年冬，萧劲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萧劲光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起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年，萧劲光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月，萧劲光以黎川失守有责为名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并被判刑5年。后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保护下获释，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10月，萧劲光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萧劲光得到平反，恢复其党籍和军籍，并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