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遵义城走出来的勇士们
发布时间：2020-09-08 11:26:16
来源： 四渡赤水纪念馆
作者： 吴林侠 阅读量： ...
攻占遵义后，由于撤离中央根据地三个多月来，一直在强敌围追堵截的逆境中浴血苦战，全军八万人已折损过半，大家已是相当疲惫了。然而，我们红军指战员看到红旗在遵义城头高高飘扬，真好比朦朦月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受到莫大的鼓舞。隆冬季节的黔北高原，朔风穿胸透背，天气干冷异常。我们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至于口粮也越来越困难了。冻饿交加，指战员中病号增多，体力普遍大大下降。经验证明，健壮的体魄是部队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未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就得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和增强指战员们的体力，这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遵义是座比较繁荣的商业城市。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五六斤猪肉，或三四斤盐巴(此地盐比肉贵)，或两三丈布匹，或一斗多米。市内的一家“太平洋药房”，药品也比较齐全。我们从江西出发时，各连都带了一些银元，前一段多在人烟稀少的荒山僻岭间行军作战，银元没有地方去花。黎林同志和我商量决定，让各连拿出一部分钱来，改善部队生活。
那时干部和战士一样，个人没有什么钱，一切都得靠组织安排。我对连队干部们说：“把你们的‘小金库’打开，买些吃的用的给大家。要买些活猪，把战士们这一年多掉的肉补回来。把身体搞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细心的黎林同志笑着嘱咐大家:“有一条，猪肉不要搞得太多，那东西吃多了要‘跑肚子’哩!另外，要强调群众纪律，特别是买卖要公平，态度要和气。”上级通知说:由于我们刚到遵义，群众对红军还不了解，部队上街买东西要用银元和铜板，不要用纸币(那时各单位大都有我们在江西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纸币，也有缴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印的伪币，由于群众怕“变”，不愿意要这种货币)，没有银元的单位，可以拿纸币到毛泽民同志主持的“没收委员会”去兑换。而我们红一团因为没有在遵义停住，有的连队买了生猪还没来得及杀，便开进到了桐梓、松坎一线。任务是在随时准备战斗的前提下，整顿部队，组织和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在遵义城召开了。只是感觉到，在与敌人一江(长江)之隔的桐梓、松坎以及湄潭等地部署这么多部队(红一、三、五、九军团都有)，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正面掩护遵义，保证遵义会议能在一个比较安宁的环境里顺利地进行。我们在这一线住了十天左右，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战斗。大转移中能够有这么几天间隙，是非常难得的。部队除了做群众工作之外，都抓紧时间把买来的布请房东剪裁、缝制成新军装。有些性急的战士还自己动手做军装，虽然笨手笨脚，可房东大娘、大嫂要帮他，他还不肯。红一团参谋长胡发坚同志，参加红军前在家学过裁缝。这回，可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成了大家的“技术指导”，忙得不可开交。同志们做成的军衣虽然式样不大一致，但颜色大体相同。新军装一穿，部队集合起来，可神气了。战士们兴奋地说:“嗬，象个工农红军的样子了。”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有关遵义会议后的一个消息。这就是中央改组了领导机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了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终于又回到了军队的主要领导岗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大家日盼夜想的事。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红军时的节节胜利，和他被排除领导之后的不断失利，形成的鲜明对照，太强烈，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事实最能够说服人，教育人。后来，通过中央和军团等各级领导的正式传达，我们才比较详尽地了解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大好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全部丧失;撤离江西后为什么象“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等等，才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如果说十几天前占领遵义时，大家像在朦朦月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那么遵义会议之后，真如同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红日。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活跃在那里的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战斗在那里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除指令湘、鄂、川、陕西省敌军，分别继续围攻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外，还调集了他的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川、湘、滇和广西军的主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遵义会议结束前后，薛岳指挥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八个师，已尾追我军进入了贵州。整个形势虽然依旧是敌强我弱，但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的中央红军从遵义城走出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阔的战场上，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从著名的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经过四个多月的转战，打破了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使蒋介石妄图围歼我军于川、滇、黔边区的计划成为泡影。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不要说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对于时而贵州，时而云南，一会又到了四川这样大的迂回、穿插、奔袭、激战，当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二渡赤水之后的遵义之战，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多师，俘敌三千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亲自赶到了重庆。而我军却由贵州的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来到了四川的古蔺、叙永一带。当蒋介石断定我军又要北渡长江，而急忙调整部署时，毛主席又令全军从古蔺下面的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返回了贵州，并且在敌人未搞清我们真实意图之前，分兵向南急进，前锋出人意料地直逼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省会贵阳。而蒋介石当时正在贵阳督战。
红一团到达距贵阳市只有几十里路程的时候，上级要求我们大造攻打贵阳的声势。战士们听说蒋介石就在贵阳城内，求战欲望更高了，准备攻城的工作更认真了。大家借绳子，绑梯子，张贴标语，完全是副决心攻城的架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主要目的，是要如惊弓之鸟的蒋介石，调云南军阀龙云带主力出滇为他“保驾”，而我们则可乘龙云大兵出滇之机，直扑云南，威逼昆明，把敌人甩掉。毛主席当时曾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战事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料，蒋介石果真给龙云下了死命令。而正当龙云带兵入黔时，我军则舍贵阳而西行，过北盘江，进入了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
杨得志（1911年1月13日-1994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湖南株洲市株洲县南阳桥乡）的一个小山村。1928年1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湘南起义。之后参与的战争有：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和中越战争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