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娄山关、遵义一带大败敌军，又南渡乌江、北盘江，浩浩荡荡向云南进发。进军途中，我们红色干部团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并改编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干队。学员除上干队的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一些朝气蓬勃、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
四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浃背。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十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部队一面观赏春色，一面前进，情绪很高。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我起来查哨，走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睡觉呢？正在向哨兵询问，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是周恩来同志。我立定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他说：“还没有。查完哨了吧！来，进来坐一会儿。”这是一所地主的宅院，房子比较整齐。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炯炯有神，唉！首长们劳累得厉害呐。
坐下以后，副主席问我：“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我回答说：“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打得很好，要保持这个光荣呀。”说完他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我知道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在当时能弄到几块饼干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我急忙说：“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肚子还发胀呢。”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我只好拿了小半块，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仍像在考虑什么，一直没有说话，最后才说：“好吧！不早了，休息去吧。”从副主席屋里出来，心中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我连情况，是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又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二天，学员们都抓紧时间清理个人卫生和补充粮食。一些人围着支在院子当中的一口大锅烫虱子，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碾米；有些人在补衣服；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谈论着。一个学员说：“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这有什么奇怪的，一定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需要准备准备。”又有人插嘴问：“你说有什么大任务？是攻打昆明呢？还是抢渡金沙江？”这一问，没人做声了，都拿眼睛朝我看。我说：“上级没指示，谁知道干啥呢。”
下午，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心里本来就着急得不得了，这一问更觉得急躁。于是决定出去转转，打听打听消息。
这个村子倒挺大，有两三百户人家。绿茵茵的水田围着一座座竹篱茅舍，显得十分清静。老百姓的生活也还不错，少数民族群众也不少。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欺骗，每家除一些老幼妇孺以外，年轻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在一所小学校门前，一堆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我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心里喜欢就捡了起来。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靠向导带路，连个东南西北也摸不大清楚，有了这张地图，虽然简单，却比没有强多了。从地图上看，我们要北上，一定要过金沙江。那里敌人的防守一定很严密，如果强渡，少不得又是一场大战。回来经过中央机关门前，看见人来人往，匆匆忙忙，像是在开会。虽然其中也有认识的，但也不好意思问。看样子，在我们长征路上，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快形成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命令。每个人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中午，我突然看见团部传令兵朝我们连里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团长叫我们吧？”传令兵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屋子里坐满了人，除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几位认得和不认得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
我俩进去后，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把抢夺皎平渡渡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团。我团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你们五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陈团长说完，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我听了心里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和李同志紧紧地握了握手，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
部队进行了动员，轻装后，饱饱地吃了一顿饭，便沿着一条通往金沙江的小路出发了。我和副营长霍海元走在前卫排后面，指导员和工作组走在部队的最后。我连的学员们自从在遵义、土城打了两个漂亮仗以后，士气很高。又经过两天休整，恢复了体力，加上这次又担任了渡江先遣支队的前卫连，更是劲头十足。一路上虽然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道路，太阳又晒得汗水直流，但不仅没有掉队的，连叫声苦的也没有。我们以每小时十多里路的速度，走了一个通夜。天亮以后，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冷饭，喝了几口冷水，一气又赶了七八十里。
队伍翻过了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了，我们决定休息一下。趁这个时间，工作组的李同志和我们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决定一到江边，首先歼灭江这边的守敌，然后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打垮或歼灭对岸守敌以后，巩固渡口，迎接后续部队过江。我们快要抵达江边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远远看去，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分不清哪儿是树，哪儿是石头。山前面，金沙江像一匹摊开的灰布，也看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山、河连接的中间，已经亮起了点点闪烁的灯光，像敌人的眼睛在窥伺着我们。谁知道敌人发觉了我们没有呢？可能已经在等候我们了吧？如果是这样也好，让我们见个高低。想着想着，已经快到江边了，我向后传出口令：“前面就是金沙江，做好战斗准备！”
黑暗中，前卫排一排长忽然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了情况。原来在我们进入云南以后，敌人担心我军抢渡金沙江，连日来调兵遣将，在金沙江对岸几百里的防线上，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两岸的交通。皎平渡对岸的敌人，还不断派出便衣过江来探察情况。今天过江来的探子们不知道是躲到哪里去抽大烟了呢，还是到哪里去敲诈老百姓去了，送他们的船一直等在江边。当我们前卫侦察组走到江边时，有一个船夫以为是探子们回来了，懒洋洋地问道：“回来了。”学员们随机应变地说：“回来了！”紧跟着几个箭步蹿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的胸膛。就这样，船和船夫全被我们俘获了！
（来源：《星火燎原》，战士出版社）
萧应棠，1914年出生，陕西长安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2营5连连长。1936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次年组建涞源支队，任支队长。后任晋察冀军区团长、分区司令员、旅长，第19兵团副军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清风店、太原、兰州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19兵团军长、宁夏军区副司令员、1951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