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学林：忆红四团长征途中群众工作的一些片断

1935年1月，我们红四团强渡乌江以前，上级把我从五连调到团政治处任民运工作干事。总支部书记在行军路上一边走着一边找我谈话。他说，自从我们离开中央苏区以后，部队面临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天天行军打仗，形势十分紧张，需要筹款筹粮，补充给养和新兵，安置伤病员等等，要靠我们去做大量的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支持。

群众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是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那时，部队政治机关的群众工作力量很强。团部有民运干事、民运工作员，还有专门负责打土豪的没收征罚委员会，由一位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当主任。各个连队都有民运工作组，开展群众工作。我在团政治处，以后又调到师民运部，做群众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那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体会到，群众工作是我军宗旨的具体表现，是我军从建军初期就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更是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一定会在今天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继续不断地发扬光大。

长征（油画）

壹

在长征途中，部队每到一地住下，总是首先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我们民运工作组的同志有时召集群众开会，有时找贫苦农民谈话，及时了解当地地主土豪的情况。在来不及详细调查的情况下，我们就去观察各家房子，查仓库谷堆和猪栏。在那贫富差别悬殊的旧社会，一看这些，就知道谁是饮食人民血汗的大土豪。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选准了目标以后，经报告上级同意，就贴出团政治处的布告，布置各连队打开粮仓，给当地贫苦群众和部队分粮食，分浮财。有时，还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查找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或是抓来地主老财的罚款。这样，一方面打击封建剥削势力，救济贫苦人民；另一方面，补充部队所需的粮草和经费。

我们记得部队打进云南安龙县城的那天，城里的豪绅地主早已跑光了。我们看到街上有一家是虎咬铁圈的朱漆大门，并有高高的围墙围着一个大院。进去一看，穿过长长的走廊和一排一排的厢房，大厅里高挂着五彩花灯，地上满是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和衣物。房子里摆着一个一个的黑漆橱柜和箱子。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上边有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马褂、手里拿着文明棍的绅士，在他身后，还站着拿着短枪的卫兵和几个小老婆似的女人。同志们分析，这一定是个官僚地主。在群众中一打听，果然不错。这人不但自己在外边做官，家里还霸占了上百亩耕地，放了很多高利贷。他一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地群众都恨之入骨。经过没收征罚委员会研究，我们很快通知各连，并组织了一些群众骨干，大家一起动手，砸开粮仓，挑出一担担黄灿灿的谷子。从房间里拿出了被子、衣服，还有一大捆一大捆的绸缎、布匹，分给了群众和部队。从猪圈里把一头头大肥猪提了出来。从橱柜中查找出来的金戒子、金链、金砖、元宝、银元和大烟土，都登记造册，交给供给部门作部队的经费。那一天，安龙城里的群众一个个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老人、孩子都挑着谷子，拿着衣服，喜气洋洋地往自己家里走去。部队也得到了给养，每个连队都分到了粮食，还有几十斤猪肉。看到这些，我回想起参军前在家里饱受地主剥削压迫和部队缺衣断粮的情景，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

在打土豪、筹款筹粮的工作中，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对敌斗争政策。根据不同情况，对于一般地主没收和罚款，对于恶霸地主则坚决镇压，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摧垮。对城镇工商业者则采取保护他们继续营业的政策。对于地主兼工商业者，也仅仅没收他的土地和封建剥削那一部分。

我们一定会回来（油画）

遵义大捷时，我们在追击敌军返回遵义的途中，路过一个村庄，看到村口放着一顶轿子。我们立即进村找到轿夫。经过反复做工作，轿夫报告我们，他们抬的是一个从遵义城里跑出来的大地主。家里是放高利贷的，每年放出好几百块大洋。我们很快地在村里搜出了这个地主。这个身穿马褂的地主正躺在床上抽大烟，看到我们吓得魂不附体，连声求饶。我们告诉他说，饶了你这条命可以，但是你必须交出五百块大洋，因为你的这些钱都是剥削工农大众的不义之财。这个地主只好乖乖地交出了二百多块银元。另一次，我们抓到一个地主婆，本来也准备罚款的。可是她哭诉着告诉我们，她是被地主抓来做小老婆的，在地主家里就挨打受骂，哪里来的钱呢？我们向群众了解，情况属实，便放她走了。对于那些欠下群众的血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我们抓到以后，决不留情。常常是开了群众大会以后，在群众的要求下处决。

贰

动员群众，扩大红军，是我们群众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长征途中，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缺食少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进入贵州、云南一带以后，那里更是民不聊生。本来就是经济、交通极不发达的地区，加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大量种植贩卖鸦片的毒害，那里的人民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绝境。我们一路上看到许多老百姓衣不遮体，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衣服破得都成了漏出肉的烂布条。还有的人甚至用麻线串着树叶穿在身上。部队在遵义城里，看到满街都是要饭的乞丐，跪在地上一片一片的，有瞎子，有残废人。战士们看到这些情景，都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干粮和衣服，给群众救济。

部队首长指示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群众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光靠救济群众还不够，必须广泛地宣传和组织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能让所有的劳苦大众都得到彻底解放，过上新生活。

我们每到一地，总是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除了召开群众大会之外，我们还写标语、编快板、画漫画以及找一些青年群众个别谈话，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翻身得解放。许多群众知道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都纷纷要求参军，使我们队伍一路上不断得到补充。

我们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打了镇上的一户大地主，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分浮财，分谷子。那一天，土城镇上到处都插着红旗，贴了布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欢迎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等大标语。在大会上，许多群众分到了粮食和衣物，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是人民的救星，纷纷报名参军。有的老人亲自送儿子到部队，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收下。有的青年从十几里路远的地方赶来参军。仅仅那一天，我们红四团就补充了几十个新兵。

（来源：《四渡赤水》2017年第1期）

钟学林（1916——1991），江西省瑞金县人，1916年5月出生，1930年 1月参加革命，1933年2月加入共产党。历任红1军团2师4团战士、排长、指导员；八路军115师教3旅7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1纵1旅2团政委，第2 野战军16军后勤部政委；16军政治部副主任，志愿军16军干部部长；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闽北指挥部副政委，陆军29军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