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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镕:飞渡天生桥 跨越虎跳石

发布时间:2021-02-01 09:27:56 来源: 四渡赤水纪念馆 作者: 吴林侠 阅读量: ...

红九军团司令部收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我部迷惑敌人,阻滞追兵,然后进入云南,在金沙江渡口会师。于是我部在贵州西部绕起圈子来,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敌人捉摸不透我军意图。

这时敌人的正规部队,无论是中央军或黔军,已被我们甩得老远,精疲力竭,很想找时间喘息一番,因而没有主动与我作战。然而敌人的地方团队,虽然人数不多,战斗力不强,却遍地皆是。这些“ 地头蛇”,仗着熟悉地形,不时出来阻挠。我部按行军计划,免受干扰,有时也避开纠缠,绕道而行。开始,有的战士不了解情况,错误地认为我军兜圈子,是不是被包围出不去了,是不是掉了队找不到主力部队的去向了。经过解释,大家明白,这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是罗军团长与何政委机动灵活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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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九军团部分干部在延安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人为军团长罗炳辉,前排左起第三人为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

大约是4月17日,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来到六冲河的源头。六冲河的河源,逶迤流经娄山山脉高峰峻岭的峡谷之中,河岸陡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据侦察报告,唯一的一条铁索桥,对岸已被敌军控制,不易抢渡;但娄山主脉之上有路可达彼岸,因此那地点名曰“天生桥”。从我部所在地到达“天生桥”,需走两天路程。翻山越岭,对于红军来说,犹如“走泥丸”“腾细浪”一般,因此我们径直奔向天生桥。
到达天生桥,举目四望,只见山峦起伏,绵亘数十百里,而崖石嶙峋,突怒偃蹇,争为奇状。山腰里还有许多崖洞,泉水由洞口泻出,或奔放直射,或潺潺细流,水声回响涧间,犹如乐队演奏一般。大队在此休息,无不称快,行军中的劳累都已抛诸九霄云外。
到达天生桥,大约是4月19日夜晚十一时许,我们进入宿营地。据侦察报告,附近七八里地有个盐场,驻有武装缉私队五六十人。这群污吏、兵痞,贪婪成性,敲诈勒索,四周老百姓深受其苦,因而强烈要求铲除祸害。罗军团长与何政委立即指派七团团长洪玉良和团政委周生珍负责执行这一任务。我们队伍到达盐场,这班贪官污吏正在寻欢作乐,有的在打麻将牌,有的在吸鸦片烟……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们缴械了。
大约是4月21日,接军委来电,命令我军团于打龙场附近相机渡过北盘江,西入滇省与主力会师。我军团奉令后日行百里向渡点进军。忽据侦察报告,渡点附近已有敌军重兵把守,难以通过。这时我军距离江边不远,倘若徘徊犹豫被敌人发现,对我十分不利。
我军的优良传统,是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去冬今春以来,我军驰骋黔北黔西,所到之处,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给群众分粮分盐,解除群众疾苦,深受群众欢迎。这些事迹,不胫而走,有口皆碑。所以我们来到渡口附近,经与群众接触,许多人都自告奋勇,愿意为我军渡江贡献力量。可是,大敌当前,时间紧迫,一时找不到妥善办法。我们着急,乡亲们也着急。谈来谈去,忽然一人说道。“要过江去,除非找王三爷,他有办法。”
原来王三爷是个世代穷苦农民,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残酷压迫下,无以为生,被迫私贩小量鸦片度日。为了逃避苛捐杂税,他在北盘江的上游找到一条人不知鬼不觉的通路。乡亲们找来王三爷,郭天民参谋长与他亲切谈话,用革命道理,启发他的觉悟,讲红军斗争,为穷人翻身,并将缴获的一个象牙烟嘴(约七八寸长,上面有精致的二龙戏珠雕刻),送给了他。王三爷喜之不胜,便将自己半生保有的秘密,一五一十地谈了出来,并愿亲自带路。
王三爷说,从驻地往上走,爬上前面的高山,顺着山梁走一段,绕过一个小山,下山后再沿江走一段路,便到了渡江点。郭参谋长问:路好走吗?王说:路只到半坡,那也是放牛的走出来的,再上去就没有路了。郭问:没有路,牲口能不能走?王说:要准备刀斧,披荆斩棘,开出路来。山上还有悬崖峭壁,要携带铲子锄头,扫除障碍,才能通过。郭又问:到了渡江点,如何过河?王说:江里长出许多大石头,隔不远就有一个,那就是有名的虎跳石了。接着,王三爷风趣地说:“老虎就是凭借江里的这些大石头,一蹦一蹦地跳过去的。”郭说:“那我们还得准备木料架桥?”王说:“不必。沿江上去四、五里,有一人家,他那里有木料,是我们往日准备好的。”

由王三爷引路,我们进入山口,走了一段路,就爬山钻进森林里了。初时还有小路,逐渐地则是荆棘丛生,再也找不见路了。我们边开路,边行进,过山坳,绕山头,枯藤老树,落叶残枝,塞满沿途。好在有王三爷引路,我们顺利地到达虎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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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跳石遗址

离虎跳石还有一段路时,即见江心乱石耸立,有的高出水面数丈,有的隐没水下。虎跳石的江面较窄,乱石的高低相差不大,一个一个距离较近。预先派遣的运输队,已将木料扛来。郭参谋长率领队伍架桥,半小时就完竣了。这座桥共分三段:第一段向下微倾,第三段向上斜升,第二段最短,第三段最长。有的木料,一头架在石头之上,另头则架在两石间隙之中。有的是两木并架,有的则是独木一根。过完一段,还得通过石缝再过另一段。这样的桥,下临深渊激流,过起来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我们供给部的辎重担子,勉强过得去,而电台的同志们却发起愁来。因为充电机又重又大,一个人背不动,两人抬又不能走。然而困难是难不住红军的。电台的同志开动脑筋,想出了办法。他们在充电机的两端栓上绳子,把充电机放在桥上,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当过第一段下坡桥时,走在后面的人就紧紧拉住栓在充电机后端的绳子,走在前面的人就倒转身来扶住充电机,使充电机顺着木桥稳稳向前移动,而不至掉下河里。到了过第三段上坡桥时,走在前面的人就紧紧拉着栓在充电机前端的绳子,走在后面的人则用力扶住并推着充电机上坡。就这样,充电机便安全地渡过了河。至于我军的牲口,也由王三爷引至上游的一个地方泅水过去了。我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到之处,真是无坚不摧,任何困难都是没有克服不了的。
(节选自《长征途中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战斗历程》,原文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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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10.17——1992.2.7)云南宾川彩风村人。1924年在滇军任参谋。1926年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总部军需员,红十二军经理部会计科科长。1931年起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九军供给部部长。1934年起任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