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铨：转战川滇黔

中央红军进入习水土城后，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攻打入川通道的红一、红九军团，均遭失利。尾追而来的敌军已与红军后卫部队交火。红军面临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严峻局面。1935年1月28日，红军和国民党军在土城青杠坡发生激烈战斗，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计划，主动撤出青杠坡战斗，西渡赤水河，摆脱被动。

我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从遵义撤出时比中央机关晚了两天，已跟不上中央机关了，为此，我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便和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一起长征。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北上，行军在川、滇、黔边区，所向无敌，一面继续扩军、筹款和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声威大振。当我们占领了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后，蒋介石为了阻击我军北渡长江，急忙调动川、滇、黔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沿江筑防。毛主席果断率领中央红军再渡赤水，东进娄山关，于2月27日重占遵义，牵制敌军，打垮了敌薛岳、吴奇伟、王家烈的近二十个团，并消灭了薛岳，吴奇伟的两个师。这一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仗。

重占遵义后，敌人的中央军和地方军迅速集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我实施包围，企图把我们消灭于此地。我们只休息了两天，便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攻打遵义之西鲁班场的守敌，并打算从这里冲出敌人的包围。鲁班场守敌是薛岳部的“老虎团”，这是敌人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他们占据有利地形修建了牢固的工事。我红三军团集结了优势的兵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实行局部小包围，将“老虎团”包围起来，双方在此地激战了一天，最终我们消灭了“老虎团”，歼敌两千余人，但我们也损失了两三百人，在鲁班场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和薛岳的反动气焰。歼灭“老虎团”的时候，我虽在后方，但听见枪声如此激烈，也坐不住了，就跑到前线去了。担任主攻的十二团政委苏振华见到我就说：“你到前沿来干什么？我们要指挥战斗，不来是不行的。你赶快回去，准备点好的饭菜。”我看也确实插不上手，就赶快回来准备饭菜了。

那时，我已从三军团地方工作部调到十二团地方工作组担任主任。十二团地方工作组的主任以前是李华楷同志，李华楷调三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后由杨庆伟接任，杨庆伟后来又调军团的地方工作部，我便接任了这个职务。还是红军到云南扎西的时候，正好是刘少奇同志担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天他碰到我，说：“喂，开铨同志，你也来了。”我与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认识，于是我说：“来了，我是带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二十多位同志来的。”他说：“好，本地人来好，你要认真负责，把他们这些青年人带好。”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我谈话，说三军团现在已没有师的建制了，地方工作部目前不需要这样多的人，准备调我到十二团地方工作组去。那时由于形势需要，三军团把师的建制取消了，整编为四个团。我当时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少奇同志又说：“到十二团后，要把团的供给工作搞好。现在很困难，要使部队有战斗力，一定要让战士们吃好，休息好。”就这样，我从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调到了十二团地方工作组担任主任。十二团是三军团的模范团，以善打硬仗而著称。团长谢松，政委是苏振华（以前为钟赤兵）。鲁班场的战斗，十二团是主力。

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又转攻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敌人认为我们要渡江北上，赶忙调兵堵截。结果敌人虚惊一场，毛主席用兵如神，率部由川南折回贵州。3月21日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这样，我们已把敌人远远甩开。毛主席以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的方法，大大调动着敌人，使红军主力选择了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向南进逼乌江。

3月2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毛主席亲率中央红军主力从枫香坝强渡乌江，向贵阳挺进，佯攻贵阳。另一支小部队佯作东进湖南姿态。蒋介石见我军去而复来，以为我们要在贵州建立根据地，重与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兵遣将，并亲自坐镇贵阳督战。谁知，这乃是毛主席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战术，主要目的是将滇军从云南调出来。蒋介石就像是毛主席手中下的棋子，想往那放就往那放，竟乖乖地听从调遣，中央红军在贵阳附近虚晃一枪，乘虚疾进，直插云南，向西南挺进，并一举攻克定番（惠水） 、长顺（长塞）、广顺和紫云等县。

四渡赤水（油画）

这期间，我们地方工作组忙于行军打仗，群众工作做得较少。在川南的天潭坝，我看见部队停下来了，便和地方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外出打土豪。走不多远迎面碰到了彭德怀同志，彭总那时任三军团的司令员。平时听别人讲总对人要求严格，非常严肃。彭总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是哪里的？”我回答：“十二团地方工作组的。”彭总说：“你们不要往前面走了，前面要打仗了。以后，你们要跟着我们走，不要走到我们前面去，那样有危险。”我敬了个礼，赶忙离开了那里。我想：彭总对人很关心，态度也很亲切嘛。不久，我们在那里把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打败了。后来，我正好到军团部去办事，又碰上了彭德怀同志。他一见我就说：“是你呀。你是哪里人？”我说：“瑞金人。”彭总问：“你原来在苏区的哪个部门工作？”我说：“原来在中央机关，后来到会昌的会安工作委员会工作。”彭总说：“噢，那个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只读过两年私塾。”彭总又问：“那你有什么专长？”我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会调查研究，懂得阶级分析。比如什么人是地主、富农、贫农、中农、雇农、工人，等等。”彭总说：“那好哇。我们许多同志都不懂这些。你是跟谁学的？”我说：“跟毛主席，我给他当过巡视员。”彭总一听，说：“噢，是这样。来，坐下来谈。”这时，军团的供给部长端着一只煮好的鸡请彭总吃。我想告辞，彭总说：“坐，还没有谈完嘛。”接着，他非常严肃地对供给部长讲：“别说一只鸡，两只鸡我都能吃。如果我吃，那师长怎么办？团长怎么办？鸡你端到医院去，送给最重的伤病员吃。”后来又和我谈了很久的话。临行前，彭总对我说：“以后经常来，如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回去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前我们打土豪，如果东西少不够分配时，就都自己吃了。从彭总不吃鸡这件事上，我明白了在物质缺乏时，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4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一军团、三军团兵分两路，佯攻昆明。蒋介石又急忙赶到昆明督战，云南军阀龙云部队一片混乱。谁知我们却在昆明附近折向西北，向金沙江边挺进。

（来源：《红军长征遵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